神经冰人
榆林窟，敦煌莫高窟的姊妹窟，也是敦煌石窟艺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瓜州县南70公里处，历经唐、五代、宋、西夏、元、清约1000多年的营造，现存洞窟43个，彩塑270余身，壁画约5600多平方米。灿若瑰宝，蔚为大观。
虽然同属敦煌研究院管理的文化遗产，但榆林窟却是一个远比敦煌莫高窟更为荒凉偏僻的地方。
窟区入口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敦煌驱车往东，一路戈壁荒漠，渺无人烟。一个多小时候后，开始有流水，又见几抹耀眼的胡杨。沿着榆林河继续向前，车猛然停在了一个四野空旷的大平地上，司机师傅指着前方看不见路的入口说，往下，就是榆林窟了。
国宝碑
寂然静谧却辉煌灿烂的榆林窟，就深藏在这茫茫大漠的峡谷峭壁间。走下石阶，天地豁然开朗，榆林河在阳光的照耀和榆树的映衬下，恍如世外桃源。
宋子贞在榆林窟待了14年，当年从敦煌研究院保卫处调任到这里，担任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时，他根本没有想过，会在这个荒凉孤寂的地方待这么久。
从敦煌去瓜州榆林窟的这条路，如今一半高速，一半土路，虽然依旧偏僻不便，却已是自驾游也能随意往来的路线。而在这之前，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去一趟榆林窟，依然是要颠簸好几个小时。年轻没经验的姑娘如果在上车前准备好一包零食路上吃，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多半都吐在了车上。
宋子贞工作照
14年前，宋子贞在一个圣诞前后的冬天来到这里工作。作为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他之前也经常来榆林窟，大多都是当天就走。这一次，他却是要长住。
他记得来的时候下着大雪，白雪茫茫，天气非常寒冷。半夜的时候，躺在砖土结构的简易房子里，屋顶和当地土房一样，不是瓦片，只是铺上木席子上面抹上泥巴。半夜烧煤取暖，枕着河水哗哗的声音，怎么也睡不着。心想，这个地方，真的太荒凉了。
领导与他说，去3年，就回来。他没有想到，这一待，就是14年。
宋子贞是2007年来的榆林窟，那时已是四通八达的网络时代，敦煌也早已与国际接轨。但距家170余公里外的榆林窟依然是大漠戈壁深处，人迹罕至、与世隔绝。这里的条件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差别不大。
喝的是河里的水，回县城要找老乡搭车，拖拉机、摩托车、板车和牛车，有轮子的都行，没有车就只有步行。那时候也不通电话，更不提网络，透风漏雨的土房子，还有让人落荒而逃的土厕所。冬天的时候要扫雪，春天的时候要种树，夏天的时候要种菜。
因为没有直通车，从敦煌到榆林窟，搭乘各种交通工具，折腾下来，一来一回需要三四天，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宋子贞经常十天半个月才回一趟敦煌的家，一月回一趟也是常态。从孩子读初中开始，他就很少照顾家。
但如今，来过榆林窟的人，很难想象，相隔不过十来年，当年守窟人的生活，会是那样的。
见到宋子贞时，他很热情地相邀并带路，在榆林窟的前后左右参观了一圈。
窟区白天
河水潺潺，鸟语花香，加上石窟栈道，风光无限。刚刚落成的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办公休息区墙壁上有一个低调却有艺术感的标识牌“榆林之家”。整个建筑区域极富设计理念，与峡谷两岸延续千年至今的伟大石窟浑然一体，而内部的空间却极为简约现代舒适。
窟区栈道
璀璨绚丽的榆林窟，如今已是很多来敦煌游客的目的地。而洞窟之外，这里的环境在大漠戈壁中出尘脱俗，美到让人流连。
宋子贞对刚刚改造的“榆林之家”十分欣慰，这是在敦煌研究院和 社会 公益力量的大力支持下，在很多设计师的参与下，历时4年多才完成的。
在榆林窟十几年，除了守护这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做文物保护、文化弘扬、综合管理工作外，宋子贞说，自己常年都在为这些看着琐碎的生活困扰、奔波着，“最开始几年，就是给职工打井找水喝、通班车回家，然后通电话、通网络，到现在，终于给大伙盖上了职工之家。”他感慨，“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
聊起起这些年的“守窟”生涯，宋子贞讲起来绘声绘色。他是个典型的西北汉子，说话不急不缓，直来直去，经常会咧嘴笑起来，但描述的画面有时生动到让人笑出声来。讲到艰苦处，他也冒出“熬着”这样的话，但很大一部分回忆，都是说榆林窟的好处。
讲到这里冬天雪太厚，工作人员经常是讲解完就去扫雪，扫完雪扔下笤帚又去讲解，女孩子干着干着就哭了。他突然又说，“哎呀，榆林窟的冬天也是特别美的，雪景特别美，你应该冬天也来看看。秋天胡杨也美，四季景色都有特点。”
他说：“时间久了我也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确实非常好，非常的安静。能让人安安静静地去思考、去学习。有时候白天忙碌，晚上就能把自己好好整理一下。”
窟区外景
当年的生活虽艰苦，却伴随着精神上的快乐，宋子贞怀念和敦煌研究院同事们经常一起深夜喝茶聊天的日子，大家亲如兄弟、情同家人。而如今，榆林窟的环境面貌焕然一 新，物质困苦已经渐行渐远，但他也开始担忧年轻一代人对这里的感情和付出，担心石窟保护始终会有新的挑战。
再过几个月，宋子贞就到了退休的年纪。回望来时路，他形容他们这一代是“筚路蓝缕”，坐着简易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开启这一生与敦煌石窟的不解之缘。
“这么多年守在这里，我其实也没有过多想法，第一，守护好榆林石窟；第二，做好服务，服务榆林窟；第三，就是为职工、为游客做好服务和保障。不管做什么工作，能不能在这个岗位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能不能把这个地方改变好发展好，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而今，他觉得自己实现了当初的愿望，把一个环境面貌全新的榆林窟交到了后来人手里。他感慨了一句：“我的任务完成了，也不虚在榆林窟工作这么多年。”
6窟大佛
1.找水喝
宋子贞是西北人，大漠戈壁对他而言是熟悉的日常。然而，初到新岗位，对榆林窟的荒凉孤寂，宋子贞还是有些措手不及。
在此之前，他待过很多地方。老家在天水麦积山附近，12岁来到敦煌读中学，毕业后因为父亲在青海工作，他去了青海茫崖，一个如今是网红景点、但依然千里路遥人迹荒凉的地方。宋子贞在那里成为了一名知青。再然后，他又在当地公安系统干了18年。199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保卫处，需要有公安经验的人，各种因缘巧合之下，宋子贞又从青海回到了敦煌，成为了敦煌研究院保卫处的一员。
在莫高窟待了13年，宋子贞被调到了榆林窟。虽然仍属于敦煌研究院，但大家都知道，榆林窟那个地方很偏僻，也很艰苦。最重要的是，照顾不上家里。
那时候孩子刚上初中，但爱人说了句，行吧，我支持你。宋子贞就来了。
只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山沟里的生活会有这么多难题。
初到的时候是冬天，非常冷。上厕所的问题就相当的让人挠头，当时的榆林窟只有一个露天的旱厕，冬天晚上只要一出去上厕所，就会立竿见影地感冒。为了这个事情，宋子贞自己就连着感冒了好几次。
但最麻烦的，还是吃水的问题。
舍利塔
当时的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不到20个人，但喝的都是榆林河的水，因为上游有放牧的小污染，这里的水一喝就会肚子发胀，而且咕噜咕噜老响，有时还会闹肚子，但适应上一段时间就会好。
除了河里舀水，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的职工还在一辆皮卡车上做了个水箱，到30公里外的锁阳城镇拉水回来。冬季5天拉一次，夏季3天拉一次。当时的值班室还是个简易的草房子，地面是高低不平的砖块，桌子也是拿砖头错落不平堆起来，中间生了炉子，大家一边值班，一边用水瓢从桶里舀水烧了喝。
宋子贞一看这光景，这个水洗洗涮涮还可以，但长期喝实在不卫生，对大家身体不好，“得要保证咱们的饮水问题，连喝水都这么困难，怎么让大家安心下来工作。”
于是，他在榆林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外地购置了一套10万块钱的净水设备，无论是从河里面打上的水还是拉回来的水，先净化再饮用，终于暂时解决了职工饮水卫生的问题。
就这样过渡了两年。宋子贞从省水利厅朋友那里得知，只要打报告争取经费，就有机会去周边探井，但麻烦的是，瓜州县就柳园镇、榆林窟周边的水资源勘探没有资料，曾在1950年代半途而废。
于是，宋子贞又带着专业勘探人员在方圆十几公里打探井，其中一个井打到70多米都没水，最后终于在榆林窟西边公里处打出水来了。因为费用不够，又把探井封了，直到经费到位，才开始正式打井。一直打到地下240多米，才终于打出了饮用水。接着又压了公里的管道，引井水到蓄水池，终于解决了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的人职工饮水问题。
现如今，榆林窟花草树木遍地，蔬菜瓜果也都是自己种，这些都是把河水引上来灌溉的。而大家的饮水，依然靠的是当年打下的这口深井。“现在我们喝的水都可以装瓶了，和矿泉水是一样的。”对着端上来的茶水，宋子贞有点自豪地笑着说。
2窟水月观音
2. 通班车
解决完吃水问题，第二个难题就是回家问题。
和早年间莫高窟的工作人员回不了敦煌县城一样，榆林窟的工作人员同样回不了家。榆林窟距离瓜州县城70公里，最近的锁阳城镇也有30公里。因为地处戈壁荒无人烟，如果不是院里有车来，基本找不到车。如果要回家，往往要先步行30公里到锁阳城镇，再找老乡的车回瓜州县城。在戈壁荒漠上，30公里一般都需要走整整一天，且荒无人烟，十分麻烦。而回程同样要反复找车，一来一回没有三四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也因此，在榆林窟工作的人大都是两三个月才回家一趟。单身年轻人还好，有家有口在县城的，就是个大麻烦。
2009年，宋子贞找到当时的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王旭东，申请到经费买了一辆通勤车。通车那天，所有工作人员都高兴地自发放鞭炮，欢天喜地、热泪盈眶，大家一起欢呼，终于能每天回家了。
09年榆林窟全所职工合影
最初，通勤车是一辆十几座的小巴，在搓板路上颠两个小时才能到瓜州县城，往返耗时四小时，很多职工因此都是早出晚归，十分辛苦。如今，不仅路况改善，通勤车也早已换成了大巴车。而来到榆林窟的自驾车现在也已经是络绎不绝。出行问题，已经大为改善。
通了车，但榆林窟依然不通电话，在外界已经手机联系的年代，榆林窟依然还是靠“我是长江你是黄河”式的短波联系。“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信号，反正啥都没有”，宋子贞于是找到了瓜州的电信局，在院里的支持和“砍价”助攻下，终于给所里装上了光纤。一时间，榆林窟不仅用上了手机，所有人都自发买了电脑，不仅能看上了电视，也终于能和整个世界联系上了。
“一夜之间，感觉我们跟外面的空间差距突然缩小了，又能回家又能上网，突然之间生活就跟上了，跟外面没啥差别了，大家一下子就觉得舒服多了。”宋子贞笑说，来的前三年，就忙着干了这几件事情。
2020年7月榆林窟全所职工合影
3. 职工之家
到榆林窟工作已经过去了3年，宋子贞跑去问分管的副院长王旭东，说好回去的时间是不是到了？“结果他装作不知道。我一看他不想让我走，那就再待着吧。”
这期间，王旭东院长会经常来榆林窟，两人常常在一处土房子里谈心，谈完工作再聊聊天，宋子贞又问，已经5年了，时间又到了，接下去咋说啊？“结果王院长说，你怎么老提这事。你看这地方将来是要发展的，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你走了谁来完成，你是最佳人选。我一听，说，那行吧，我继续干。”
“那以后我再也没提过调动的事情。一干就14年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老照片
去年，经历了多年的规划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榆林窟的整个环境面貌都已焕然一新。除了文物保护展示设施，各种 旅游 配套设施也都已全面跟上了时代。当年让很多日本游客抓耳挠腮几进几出的土厕，如今早已成为 历史 ，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 旅游 公厕和游客中心，还有文创商店和对外餐厅将陆续开放。在保留了榆林窟特有的古朴美感同时，整个窟区的基础设施条件都有了全面改善和提升。
但大漠峡谷中的榆林窟依然保留着她的静谧。即使这两年的游客接待量已经分别达到了万人次和万人次，但当游客散去时，这里的工作人员依然要面对永恒的星空流转、河水湍流，以及不期而至的沙尘暴和冬日大雪。对于年轻人而言，在这里工作的孤寂和不安全感，变得比上一代似乎更为深切。
让职工们在这里能有个安心的家，是宋子贞一直以来的愿望。为此，刚刚建成的“榆林之家”是在各方支持下，他带着所有同事们不分昼夜，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我们真正是把这里当家在建设的”。
在这个职工之家里，有干净美观的食堂和茶室，有带玻璃天窗的阅读区，还有简洁现代的会议室、陈展室，职工宿舍的小单间漂亮现代，还带着淋浴设备。走进这里，有如大漠中的绿洲，舒适安宁，别有洞天。
在这个“榆林之家”里边走边看，宋子贞自己都觉得反差有点大。想起当年初来这里时，曾经的小土房子因为漏水，到处铺着塑料布，洗澡更不可能。而现在，年轻人已经可以彻底告别那样的生活。
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宋子贞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和他们那一代人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就真是讲奉献，和单位没啥条件可讲，能留下来的都是对这个地方有感情的。现在的年轻人
一样，他们想的东西多一些，可能考虑自己也多一些，所以更容易觉得这里寂寞荒凉。”
在榆林窟，也有很多情缘很深的工作人员，甚至祖孙几代都和这个石窟结缘。“我们这有一个职工在这个榆林窟已经43年了，他16岁就在这里了，他父亲在解放前就是看守莫高窟的警察，解放后他跟着父亲在这里守窟，现在他的儿子也在这里当讲解员，三代人都守着这里，真正是和这个石窟有不解之缘的世家。” 在宋子贞看来，唯有对榆林窟的热爱和敬业，才是把这里守好、护好的关键。
榆林窟全景图
4. 家人
在敦煌研究院里，很多人都是“择一事终一生”。抛家舍业，也是常态。
宋子贞也是其中典型。虽然看着豁达，但对于家庭，他坦言自己愧疚。
家人对自己是支持的。但也有抱怨，也有痛苦，也有矛盾。宋子贞说，对儿子、对妻子、对家庭的这种愧疚时时涌上心头，这些痛苦，化解不了。“抱怨是正常的。反正是要有取舍，你这边的事情要上心，家里就照顾不上，总是要两者选一，不可能两者俱全。”
庆幸的是，儿子没让他操心，学业一路顺利，现在上海的复旦大学读博。平时，儿子在上海开一个灶，他在榆林窟开一个灶，媳妇在敦煌开一个灶，一家三口三个灶。而全家人最温暖开心的时光，就是每年冬天，这里最冰天雪地的时候，齐齐聚到了榆林窟，一起过年。宋子贞对每一个年都记得清楚：“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一共过了11个春节”。
全家福
在“榆林之家”全新的会议室墙上，挂着一幅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赵声良手写的书法：“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16个大字，是“莫高精神”，亦恍如，对这千年榆林河谷里，一众守窟人的评语。
校对：刘威
连哭泣都失去力气
刘再聪，男，1967年生，甘肃白银市平川区人。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敦煌学、汉唐史、历史地理、文化遗产等方向的研究和教学。在《光明日报》、《文献》、《敦煌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中国农史》、《西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7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主持及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重点）资助项目1项、甘肃省社科重大招标项目等10项，主编参编《华夏文明在甘肃（历史文化卷）》、《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民以食为天——甘肃饮食民俗》、《敦煌吐鲁番研究》等论著10余部。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甘肃省教学成果奖等10项。2014年荣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荣誉称号，2017年获评“（2015-2016年度）甘肃省优秀学位论文”指导教师，2016年入选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教授”计划。
默守久伴于他
您好，我是敦煌漠葛旅行的漠小高，很高兴为您解答。常书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他与敦煌有着深厚的历史情缘。
一九一八年冬,常书鸿考入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电机科(注:浙江大学前身)染织科。毕业后,被留校任教。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好友沈西苓的父亲沈兹九的资助下,乘坐“达达尼”号邮轮,终于到了他昼思夜想的艺术天堂法国。
到巴黎后不久,常书鸿就获得了公费留学的名额,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一九三二年,常书鸿从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和纺织图案系毕业,他创作的油画《G夫人像》,获得全校毕业生作品第一名。此后又以油画《浴后梳妆》《浴女》获得第一名,被保送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造,师从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当代著名新现实主义大师劳朗斯。他的作品《湖畔》被选送参加里昂一九三三年春季沙龙展,获银质奖;一九三四年在里昂春季沙龙展出的《裸妇》,得到了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被法国国家收藏。
那时,常书鸿已在法国取得桂冠,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完全可以在法国过着舒适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他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一九三六年,就在他准备离开巴黎前,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来电,邀其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因那时西北政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艺专继续教书。一九四二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然后分别包装偷运出国。全国舆论对于国宝的讨论沸沸扬扬,由此敦煌石窟历次所遭受的劫掠和破坏的话题也被提及。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提议下,国民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经过六年的坎坷风雨和漫长等待,就要实现去敦煌的理想,常书鸿立即着手准备西行。一九四二年冬,他只身离开重庆赶赴兰州,在那里招兵买马了五个人。一九四三年二月,他们六个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走了一个多月,总算到达了有“风城”之称的安西。他们在安西雇了十几头骆驼,走入了真正的荒凉之地,又经过了三天两夜的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后,终于到达了莫高窟。
守护敦煌
到达敦煌的当天,常书鸿就顾不上休息,对敦煌作了初次巡礼。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一九〇〇年,这一洞中发现三万余件敦煌文物,但却被法国人伯希和等劫走了近万件。洞窟仅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画,宝藏被劫掠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窟前还放牧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之地。他们就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砍伐树木。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他面对眼前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巴黎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又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不保护连这些都会毁掉。父亲的敦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第一个夜晚是一夜风沙。第二天,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他们和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清除积沙,苦战两个春秋,清除近十万立方米的流沙。接着,他们造了一条长达九百六十米的围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从此开创。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九十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强迫自己念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一九四八年,他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八百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九四三年,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的确如此。眼前是沙,远处是荒漠、戈壁,莫高窟离最近的村舍有三十多里。自然条件的苦也许还好克服,但远离社会的孤独感和隔绝感都成了最“致命”的病毒。有一年夏天,他的一位同事发高烧,大家准备了一辆牛车要送他进城医治,牛车要走六小时才能到城里。临行前,这个年轻人哭着说:“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葬在泥土里……”后来这个年轻人医好了病,辞职回家。但那种恐惧一直在偷偷滋长着,因为谁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究竟会染上什么病,大家也许都逃不出葬无所归的命运。
不久,抗战胜利,思乡心切的学生们纷纷回了故乡,研究所只剩下常书鸿和两名工人。常书鸿觉得,越在这时研究所越不能撤,人一离开,此前所付出的诸多努力彻底付诸东流。一九四六年,由于经费断绝,常书鸿返回重庆,他一边奔走为敦煌游说,一边再次为敦煌招兵买马,对每位报名者,都要逐一面试。常书鸿还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一文,向国人展示敦煌艺术,也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对保护敦煌宝库的工作给予支持。
悲欢离合
为了敦煌,常书鸿还遭受了个人情感的重创。父亲的前妻陈芝秀是他的浙江同乡,出生于诸暨一富裕人家。常书鸿当年去法国留学后不久,她也到了法国与常书鸿重逢,并在巴黎生了个女儿,这便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常沙娜。父亲为了他的敦煌梦,不顾陈芝秀的反对毅然回国。一年后陈芝秀母女也返回战乱的中国。由于无法适应敦煌生活,陈芝秀离开了敦煌。
一九四六年,父亲在重庆为敦煌研究所招募工作人员,我的母亲李承仙就是在那次面试中与父亲,与敦煌结下了终生情缘。追溯起来,母亲对敦煌的情结缘于张大千。她不断地从张大千那里听说“敦煌”和“常书鸿”,心里早已有了种种向往。当年二十二岁的母亲刚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毕业,便报名去敦煌。一九四七年十月,父亲常书鸿与母亲李承仙在兰州结婚后共同奔赴敦煌。
敦煌使父母亲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留下来的大量文献中看到没有李承仙无私无畏的陪伴,就没有常书鸿在敦煌事业的成就。
一九四八年在南京、上海举行敦煌艺术品展览时,常书鸿将所有的临摹品都寄到南京展出。一九四九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而父亲毫不犹豫地把画分别藏在上海、杭州亲戚家,自己立即返回敦煌,这是因为父亲在此之前接触过共产党,重庆展览时,郭沫若、董必武都去过,他对共产党、新中国满怀希望。更重要的是,父亲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他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立即将那些珍贵的临品运回研究所,一九五一年在北京故宫举办了新中国第一个敦煌艺术展,受到周总理的赞扬并颁发了中央政务院奖状,这是由郭沫若手写内容,潘洁兹手绘花边珍贵罕见的国家奖状。
常书鸿去世后第二天,当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领导人来到家中悼念时,常嘉煌的母亲突然对她说:嘉煌,我们去敦煌。时任国家文物局研究员在北京安居的她突然选择了一条回敦煌的艰难之路:在敦煌开凿新石窟,这是她对父亲和敦煌的殉情,以这种方式传承敦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常书鸿去世后,骨灰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二年,常嘉煌的母亲和家人按照常书鸿生前“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遗愿,将其中部分骨灰埋在莫高窟旧居院内父亲种植的两棵梨树中间,后来被移到正对莫高窟大佛殿的公墓区。墓碑前刻着赵朴初送他的五个字“敦煌守护神”,这也正是他毕生的心愿。
敦煌旅游莫高窟月牙泉轻户外体验一日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