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医师执业模式

我们所说的国外，一般是指英美西方发达国家。总体而言，西方国家医患纠纷，相对中国，一是数量较少，医患纠纷并不普遍。二是表现形式不同，西方国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不会像我国动辄打骂，动刀杀人。他们如果有纠纷，多会请律师交涉。医疗制度方面差异也很大。一是，西方国家多采取免费医疗，医疗是社会福利的重要部分。只有美国不提供免费医疗，而采取商业医疗保险的形式支付医疗费用。二是，普遍实行医疗责任保险，职业医生都要上保险，这样一旦产生纠纷，保险公司会出面解决问题。医患矛盾转移到患者和保险公司。目前我国医患纠纷频发，与我国社会转型有很大关系。一是，整个社会原有价值观念破碎，新的文明价值观念没有树立起来。医院不再是救死扶伤，患者也是还钱看病。二是制度问题，如上所说，免费公共医疗和保险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总之，我认为，医患纠纷还会相当长时间存在。但是希望医患纠纷不再以野蛮形式出现，而以文明方式解决。

看着迟迟无法顺利推动的多点执业，盘仲莹有些着急。　　“我们的医改不仅要眼睛向内，还要有一定的余光向外。”以国际医疗旅游为例，盘仲莹告诉记者，去年这个市场就有八九百亿美元的消费量，明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上千亿美元。但在这个庞大的市场中，中国却无法分一杯羹，是彻底的支付方。　　盘仲莹告诉记者，现在，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在盯着中国消费者，到泰国做体检、到马来西亚做健康保健、到韩国做医疗美容，都已经在逐渐形成风潮。而我国的高端医疗市场却一直无法真正放开。　　“高端、优质的医疗人才被牢牢地锁在公立医院，这部分人不释放出来，怎么能够形成高端医疗市场，怎么留住中国自己的高端医疗需求，甚至吸引外国的医疗需求？”盘仲莹说，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待医师多点执业，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事情。　　在盘仲莹看来，多点执业不仅影响着优质医疗服务的释放，还影响着我国医生的执业素养。　　“在过去，做临床要耐得住寂寞，但现在，不仅要耐得住寂寞，还要经得起贫困。”盘仲莹说，我国很多医生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不开大处方对不起自己，开大处方对不起患者。如果多点执业能够顺利推开，医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光明正大地提高收入，他们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职业声誉。因为只有具备良好的职业声誉，他才能够获得更多医疗机构和患者的青睐，才能够获得更优厚的报酬。　　但现在，公立医院院长的态度是：以医生的身份很欢迎，如果以医疗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则不得不考虑队伍的稳定性。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也一直在关注公立医院的改革。在他看来，医师多点执业是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改革的一个阻力。　　“这么多年来，医生一直被医院视为自己的资产，现在要求公立医院改变思路，为医生提供开展医疗活动的平台，而不是约束医生，这是强有力的挑战。”刘国恩说，过去几十年，医生都是机构人，现在要把他们变成社会人、职业人，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现在的管理者不愿冒这个风险。　　就在今年4月，刘国恩在宁夏参加一个会议，很多有名的医疗专家在场，但即使是这些有名的专家也对多点执业质疑良多。很多医生现在还想象不出多点执业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们说，医生变成社会人，怎么界定工作关系？社会保障怎么协调？”刘国恩说，还有院长担心，开展多点执业，自己医院的有名医生都跑出去执业，自己的医院岂不是就没有专家了。　　在刘国恩看来，这些疑问的产生都在于没有真正理解多点执业。医师多点执业的根本在于将医生资源释放出来，以调和医患供求之间的不平衡。　　“为什么人们不论大病小病都要去大医院？并不是因为一个小感冒也要找院士看病，而是大家知道大医院有专家带出来的团队，出了问题会有这个专家来解决。”刘国恩说，如果这些专家能够走到社区，把自己的品牌、队伍带到社区，人们为什么还要一个小病也要跑到大医院？以往大医院医生的优质服务一直没有被发挥出来，多点执业将会充分发挥这种优质服务。　　刘国恩告诉记者，医生不仅可以到不同的医疗机构开展医疗活动，甚至也可以自己组建诊所，国外的医生收入高，并不是因为所在医院给予的报酬高，更多的是自己创办诊所获得的收入。　　“多点执业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变革，很多人担心，如果变革失败会怎样。”刘国恩说，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所有好的医生都在公立医院，如果多点执业改革失败，最差的状况也就是现在的状况，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刘国恩曾对昆明的医师多点执业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同级医院之间的多点执业仅占30%，绝大部分医生都是从上一级的医院走向下一级的医院。在他看来，这正是医改所追求的方向。

答：多点执业即医师多点执业，医师多点执业是指符合条件的执业医师经卫生行政部门注册后，受聘在两个以上医疗机构执业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