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计简史论文

陈红，1968年7月生，会计学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云南省重点学科－会计学学科带头人、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兼副会长、云南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审计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高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委员。1991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97年获得会计专业硕士学位，2001—2002年到美国夏威夷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专攻国际会计，2006年获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博士学位。1995年破格晋升讲师职称，2000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3年破格晋升教授。先后任云南财经大学财税系办公室主任，会计学院会计学教研室主任，学校教务处副处长（同时兼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会计学院副院长兼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会计学院院长兼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主任。迄今为止，共在《会计研究》、《国际财务与会计》等国际和国内著名刊物上发表经济学术论文80余篇，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和高教出版社出版《公司表外负债研究》和《会计学》等专著和教材5本，主持承建教育部“国际会计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和“会计学特色专业”两大全国重点建设项目，并主持云南省社科规划课题“中国-东盟财务与会计问题研究”等省（部）级课题多项。专著《公司表外负债研究》于2009年获云南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文章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财务与会计导刊》全文转载，论文多次获学校和省（部）级以上的优秀成果奖，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并获云南南省杰出会计工作者的荣誉称号。研究方向为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和公司治理，当前正在研究的问题有“资本市场下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和目标定位”、“资本市场下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评判标准及保障措施”、“少数民族会计史研究”、 “中国与东盟区内会计协调研究”等。 王民治，会计学教授，中共党员，会计学院党委委员，主持学院党委工作，分管党务、党支部建设、工会、函授教育等工作。1959年1月出生，1986年7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务会计专业（经济学学士），同年进入云南财经大学从事 “财务管理”、“管理会计”、“会计报表分析”、等课程的教学及研究工作，主编参编教材四部，曾先后在《云南财经大学学报》、《财务与会计导刊》、《财会通讯》、《经济问题探索》、《财经科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企业战略型财务管理》、《刍议企业财务管理咨询业的机遇与挑战》、《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效应分析》、《刍论会计信息失真的表现、成因及其治理》等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参与了多项省校级课题研究。1995年开始担任学校基层领导工作，曾先后担任云南财经大学会计系副主任、云南财经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2008年12月起担任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党委书记。罗莉，女，会计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中国会计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会计信息系统》、双语课《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及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是IT环境中会计审计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涉及会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投资者关系、计算机审计、会计学教育与教学等内容。曾在《经济问题探索》、《云南财经大学学报》、《会计之友》等杂志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曾有两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财务与会计导刊》全文转载；主持或参与省校级科研课题十余项；参与多本教材与专著的编写工作。多次获省校级先进会计工作者、优秀教师等荣誉。 余根亚，男，白族，副教授，1969年7月出生，云南鹤庆人。1993年毕业于重庆商学院（现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专业，2006年获得武汉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2005年任会计学院教务部主任兼评建办主任，2008年7月被聘为会计学院院长助理（兼）。长期从事会计教学与管理，先后讲授过会计基础、中国会计简史、企业财务会计、审计、会计学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会计基础理论、会计发展史、会计教育。参编教材及论文集4本，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公开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及参与省部级课题5项。现为云南省商业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个人会员。兼任云南财税网咨询专家、云南兰茶坊生物产业有限公司财务顾问等职。陈永飞，男，副教授，副院长。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财务管理》、《财务信息分析》、《项目评估与管理》、《企业筹资与投资》、《旅游投资分析》等。三、主要科研及学术成果参与完成省级横向研究课题2项；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论文10篇；参编专著2部；担任副主编编写出版教材1部；参编教材4部；参编全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财务管理》考试指南2部（人民出版社；2005年、2006年）；参编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级财务管理》考试指南2部（人民出版社；2005年、2006年） 徐良金，男，汉族，出生于1971年5月2日，籍贯，云南宣威。1993年考入云南财贸学院就读于工商管理系经济管理专业，并于1997年7月留校工作。曾先后在校团委、评建办、会计学院工作，曾承担过会计学院团总支书记、办公室主任、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等职务和工作。连续三届担任会计学院党委（党总支）委员至今，并于2008年到保山市汉营村作新农村指导员工作。现任会计学院党委副书记在任职期间曾多次获得过省、校级“优秀团干部”、“九九世博会开幕式排演先进个人”、“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工作者”、“工会活动积极分子”、“优秀班主任”、等称号，在担任班主任、团总支书记及办公室主任期间，所在集体多次荣获 “先进班级体”、“优秀团支部”、“云南省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云南省五四红旗团委”、“云南省高校工委优秀党支部”等称号。

会计史上的名人：

1、毛伯林（1926年3月—2018年年8月3日），男，1926年3月生，四川乐山人，中共党员、民建成员。1947年9月入成华大学（现西南财经大学）会计系学习。2018年年8月3日，毛伯林因病医治无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享年92岁。

著作有《关于财政会计改革的若干问题》、《会计改革新思路》、《中国会计管理模式研究，以及《会计行为若干问题研究》、《试论会计文化》等多受到学术界关注并收入《会计学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文库》、《今日的辉煌》。

2、易庭源是我国著名的会计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曾任教研室主任、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兼任中国成本研究会理事、常务理事，武汉市会计学会顾问和湖北省成本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著作有《资金运动会计理论》。

3、杨汝梅（1899年8月22日—1985年9月8日），字众先，河北人，会计理论家、会计教育家，中国最早的四大会计师之一，无形资产理论研究的开创者，首位列入《世界名人录》的中国会计学家。杨汝梅堪称中国会计学者进入世界会计领域，成就达到当时世界水平的第一人。

著作有《无形资产论》。

4、李天民是我国著名会计学家，中央财经大学退休教师、原会计学院教授李天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2月19日16时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8岁。

李教授五十余年来，以其奉献和开拓的精神致力于会计、审计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孜孜不倦，勤勤恳恳，积极推动我国会计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会计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是我国著名的会计学家。从1985年至今已为祖国培养出高质量的硕士生32名，其中7名已成为博士生。

著作有《审计学教程、新银行会计教程》，《会计核算原理》。

5、李宝震（1916—1993），江苏昆山人， 1937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自1942年起历任天津工商学院教授、会计财政系主任，津沽大学副校长，南开大学教授，天津财经大学会计系教授、首任名誉系主任和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著作有《中国会计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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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与美国、欧盟等谈判方“入世”双边协议的达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日益临近。作为对外开放的专业服务市场之一，我国会计市场“入世”后必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未来市场中如何定位，已成为我国每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当前最为关心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拟就国际会计公司的市场“进入”战略，我国“入世”后会计市场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定位等问题作一分析。（一）国际会计公司新兴市场的“进入”战略分析1997年美国三位学者对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当时为“六大”）进行了调查，以了解“五大”在中国大陆、独联体国家以及中欧等新兴市场的“进入”战略①。这一调查结果显示，推动“五大”进入上述市场的两个最主要因素是：跟随客户和当地的市场潜力。“五大”有95％的客户是国际大中型公司，这些跨国公司来到新兴市场，会要求事务所继续为它们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提供服务。“五大”在跟随客户来到新兴市场的同时，还会积极开拓当地业务，吸引当地优质客户。据估计，“五大”的国际咨询业务收入已超过了它们在美国国内的咨询收入。②这一调查结果还显示：“五大”在进入新兴市场时还采取了许多策略，如密切关注或积极参与当地 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的制定，他们通过提供顾问、咨询或直接参与制定，来影响当地的会计执业环境；同时，通过雇员本土化，强化培训和管理运作方式“移植”等手段，巩固其在当地市场的发展。国际“五大”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也正是如此。目前，国外事务所从事的业务主要是涉外会计服务业务，如为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和我国B股、H股上市公司提供服务。但是，他们在国内业务中的比重正在迅速上升。例如，毕马威1996年在中国的64家主要客户中，跨国公司37家，中国公司已发展到27家，其中海外上市有8家，另有多家公司在以后发行了B股或在海外上市。又如，在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中，“五大”会计公司也正从原来只做B股、H股，逐步向A股发展。1998年，6家中外合作事务所做了8家A股的发行审计（其中三家为H股公司、2家为B股公司），比1997年高出6个百分点③。此外，“五大”，还在不同程度上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有关部门人员的培训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二）“入世”后会计市场的变化分析目前，中国会计市场的基本情况是市场潜力巨大。按[1996国发16号]文件的规定，从2000年开始，所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都要接受注册会计师审计。这意味着我国会计服务存在一个巨大的市场。此外，国内事务所在市场份额中总体上仍占多数，但国外事务所在中国的业务发展极为迅速。“入世”后，中国会计市场还将发生很大的变化。首先，中国汽车、电信、纺织品、农业、金融、旅游、商业等市场的开放，必将吸引大量外资在中国进行投资，其中，跨国公司在华将占相当比重。在一些行业和领域，如电信、计算机、金融、商业、汽车等，跨国公司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一市场仍将被“五大”国际会计公司占领。而与此同时，我国事务所在上述行业或领域的业务总量有可能随整体趋弱而出现萎缩。但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的结果，国外中小投资也会有所增加。据外经贸部统计数据表明，1999年对华投资，制造业居第一，占合同金额的62.8％；其次是房地产及经营、电子及通信设备、化学原料及制品等，分别占17.0％、9.2％和4.1％。其中，中小投资项目的进入，可能会给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一定的机会。“入世”以后，我国的海外投资活动将会有所增加。从长远看，这将会促进中国会计服务行业向国际化发展，但近期难以奏效。这是因为，目前我国海外投资活动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加上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还缺乏在海外设点、开拓业务的实力，一些企业为尽快进入海外市场，避免投资环境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往往聘请当地的中介服务机构来提供有关的服务，如科龙公司进入香港资本市场聘请了安达信公司即是一例。“入世”后会计市场的变化还将表现在另一方面，即业务创新。有一种新业务，就意味着可能存在一个新市场。近年来，会计服务业务领域正在不断拓宽。从“五大”公司业务来看，传统业务在总业务中的比重已大大缩小，代之而起的是范围广泛的管理咨询业务。例如，近两、三年来，安达信50％以上的业务收入来自管理咨询。从国际会计公司的业务来看，新领域主要包括签证、会计服务、税收、管理咨询以及诸如法律、保险精算、ISO9000、网络信托签证等。“入世”之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新的业务开拓方面，可能主要来自税收业务和管理咨询。“入世”后，涉外税务服务可能增长很快。这是因为：一些进入中国的外国公司以及试图利用国际税收协定、税收优惠和避税地进行税负管理的中外企业，均有可能需要注册会计师提供的这方面的税务服务；从管理咨询业务来看，“入世”后各行业生存压力加大，竞争加剧，对管理咨询业务的需求将可能增多。这些因素对我国会计服务业发展新的业务是很有利的。（三）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定位分析市场定位就是在市场中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客户群。会计市场在某些方面与普通商品市场一样，也存在一个市场细分问题。市场细分是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必然。在会计服务市场上，有众多不同的消费群体，如跨国公司、国有大型企业、各类中小包业以及私营和个体企业等。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以何种客户群为对象，关键取决于事务所本身，取决于其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等。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现状是：规模较小，执业质量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内部管理水平不高。与国际“五大”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例如在规模上，国际“五大”均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有上百家成员所和数百家办事机构，从业人员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而在我国，年收入达几千万人民币，拥有上百名注册会计师的事务所则为数寥寥；在服务质量、执业规程、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等方面，“五大”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管理体系，而我国则尚在摸索、实践中；从人才方面看，“五大”能够从世界各地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加盟，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人员老化、人才流失的现象。“入世”以后，在竞争力悬殊的情况下，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很有可能首先会失去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中的一批优质客户。在这一客户群中，我国事务所的竞争力并不占优势。但是，即使在国际“五大”的母国美国，也有许多中小型事务所，它们名不见经传，以向中小型公司和个人提供会计服务为主。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以我国香港特区来说，共有会计师事务所900多家，其中规模居前的罗兵成会计师事务所雇员超过2000人，而最小的事务所仅10多人。在欧美，10人以下的个人独资或2－3人合伙的微型事务所也很多。这一点对我国事务所的启示是：中小事务所通过向中小型企业提供服务，同样可以生存发展。除了规模外，消费者所需的服务类型也是导致市场细分的一个主要原因。从目前国际“五大”提供的服务来看，除传统审计和会计业务外，还包括提供各类咨询，如财务管理、质量管理、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证券定价、资产评估、工程核算、企业重整、计算机网络与MIS，甚至法律事务等。然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管理咨询业务方面却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在国际上，也有许多中小型的事务所向大中型企业提供服务，其原因是，它们可以向客户提供一些大型事务所无法提供的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服务。因此，对于一些中小事务所来说，走专门化道路也许是一种很好的策略。我国目前企业管理水平从总体上看还是较低的，这对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说也意味着机会。如果企业管理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事务所却处在起步阶段，那么企业管理咨询业务这块市场就不可能顺利发展。因此，“与客户一道成长”，应是我国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当前发展中的一种策略。当然，市场定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服务提供和市场需求之间是一种动态的辩证关系。通过改变需求，可以改变服务；通过改变服务，也可以改变需求。一方面，事务所依赖自身的努力，业务范围不断拓宽，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不仅可以维持客户、特别是优质客户，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企业自身也在不断发展，特别是具有高速成长性的那些中小企业，也在对事务所提供的服务提出挑战。这样，两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反之，如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淘汰的地位，事务所又不思进取，两者间就必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认识到这一点，对我国事务所未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李先生面对工作学习,始终是勤勤恳恳，执着追求,这是他步入求学之途并进而取得学术上的成就和工作上的成绩的重要条件。早在1929年,李先生升入初中一年级时，因支付不起私立中学的昂贵学费,家里准备在李先生初中毕业后即送他去商店学生意,以维持生计。但李先生求学心切,刻苦奋斗,在考试中名列前茅,以平均分数90分以上的成绩,从初中一年级跳级升入三年级，从而节省了一年的学费和时间,同时得到家长的谅解和同情,打消了让他去学生意的念头,支持他继续求学。由此可见,仅仅是由于李先生的勤奋,才没有使他走上经商的道路, 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 如果没有李先生的勤奋, 就会失去当代中国会计学界的一位著名学者。在大学期间, 李先生经常向任课的外国教师请教问题, 并到美国会计师协会会员、审计学教授斐士在津开办的会计师事务所协助斐士教授从事查帐和代管房产等业务,还曾到天津最大的一家英国会计师事务所--汤生公司实习,随会计师到各工商企业、银行、洋行去查帐,积累了丰富的会计、审计实践经验；同时，李先生还担任了斐士教授的审计学助教,积累了丰富的会计、审计教学经验;此外,李先生从斐士教授手中借阅到许多外国的会计刊物,使李先生较早地接触到外国的会计理论与实务,开阔了视野,为李先生日后的学术生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读大学时起,李先生就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天津图书馆翻阅会计资料,执教后更是利用出差、会议的机会到政府部门、实际工作单位及研究机构搜集会计资料。李先生读书的习惯是不在书本上勾划,而是将有参考价值的内容,摘录在卡片上,把性质相同的卡片装在同一个信封里保存,用起来十分方便,但令人非常痛心的是，李先生积累的大量的宝贵资料都在十年动乱期间送进造纸厂去了。李先生在其《回记录》中写道：我所藏的《古今图书集成》、《大英百科全书》等类书和大量的中外文会计书刊, 都按废纸的价格卖掉，其中最可惜的是多年积累的卡片、笔记和历年各单位制订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我自己编写的教材手稿。这些文物的毁灭,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60年代初期,李先生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接受教研室的指派,开设对外贸易企业会计和工业企业经济活动检查与监督两门难度较大的新课。在教学科研中，李先生本着一贯对人民负责的宗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务求保持优良的质量,不肯丝毫懈怠,为了备课和编写教材,李先生到中央外贸部和天津外贸局了解情况，并遍访北京各外贸总公司和天津各专业进出口公司以及京津有关高等院校, 搜集积累了珍贵的教学参考资料,使所编教材和习题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使授课能够生动活泼,受到学生的普遍好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李先生担任了最繁重的教课任务。他先后为天津建筑工程局、建筑材料工业局、航务工程局以及武清、静海、宁河、宝坻、蓟县等工业局培训会计人员, 为了教学需要,李先生跑过华北各地的码头海港,住过工地矿山。1974年,为天津郊县培训会计人员时,李先生与学员一起住在四处渺无人烟的山区废硫铁矿旧址,吃窝头和发霉的咸菜，喝漂着粪便的矿井脏水。他独自一人既教会计课，又讲政治课；不但授课,还辅导习题,从早到晚不离学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后,他体重减轻20多斤，结业时，学员拉着李先生的手,声泪俱下,不肯让他回津。1979年，我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对于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 李先生建议在高等财经院校设置国际会计专业,以培养能胜任对外经济谈判,争和外语, 掌握对外经济政策,可以担任涉外企业会计师职务,善于处理有关财务管理、经济核算和审计监督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并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使之成为现实。为了开办国际会计专业, 李先生起草设计了该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并得到国家教委的批准，想方设法克服了师资力量和外文原版教科书等方面的困难, 从1987年开始, 在天津财经学院招生授课，其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反映出该专业的强大生命力。1983年，国家审计署成立后,各省市相继建立审计局， 面临着审计人员的来源问题。当时的审计干部,多从财政税务部门抽调而来,并不能从数量和质量上完全适应审计部门的需要。为了培养高水平的审计人才, 李先生建议在高等财经院校设立审计专业,这一建议首先被天津财经学院所采纳,当年使开始招生,此后,其他院校设立审计专业的也日见增多。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了在大专院校开设审计专业的作法。1985年, 我国代表团在最高审计机关亚洲组织第三次大会上介绍我国审计工作和人员培训情况时,引起许多国家代表团的关注,亚洲组织秘书长、马来西亚审计长努而丁在发言中表示非常赞成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在大学设立审计专业的意见。1986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李先生为会计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李先生生前招收了近十名博士研究生。李先生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博士生,思想政治条件是至关重要的。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师必须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要学生做到的,导师自己必须做到。在业务方面,则要求学生超过自己, 鼓励他们独立钻研,允许他们在学术上坚持与导师不同的观点,并同导师展开争论。据不完全统计, 李先生从30年代投身会计事业起出版的论著、教材等达150多种,其中教材、专著60余种,论文80余篇,逾300万字,许多作品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在进行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李先生还兼任大量的社会职务,通过参加社会活动,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改造思想,明确政治方向。同时,在参加教育界和经济界的有关活动中, 也尽力为社会服务做出贡献。李先生生前系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系名誉主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计研究所名誉所长、会计学会理事长,《现代会计》编委会主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兼会计史研究组组长,中国审计学会理事,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天津会计学会、天津审计学会等学术团体顾问,多所经济院校的兼任教授或顾问, 一些会计审计期刊的特约编审。他是天津市一至三届人大代表和四至八届政协委员, 民盟天津市委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还是美国、加拿大等国会计审计组织的会员。为表彰李先生的成就, 国务院、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总工会曾先后授予他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 天津市委、市政府授予他劳动模范、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他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他的事迹为国内多家刊物和英美等国编撰的《名人录》所刊载。纵观李宝震先生的一生,正如李先生自己在《回记录》的后记中,总结的那样：回顾我一生的经历,处逆境的时间较多,而处顺境的时间较少。我是以'处顺境时戒骄,处逆境时拼搏'为座右铭来艰难地走过这一段路程的。我并没有中途倒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为社会做奉献,为人要光明磊落,公正无邪,不为名利所累,心里无私天地宽,便能集中精力从事自己志愿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为国家、为人类做出有益的贡献。（来源：《财会月刊》1997年第6期）●研究领域：会计理论●基本观点：会计工作必须以会计原则为指导，同时又应注意，对于外国的会计原则，我们不应照抄照搬；会计科学论●代表作品：论社会主义的会计原则、《中国会计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