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楼镇会计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三次邀请。第一次是一位虽然有所耳闻，却从未谋面的一个省的老乡，请人带着请帖来请我参加他儿子的婚礼。送请帖的人一进门，我就看着他手里拿着一大叠请帖，他笑呵呵地告诉我，“老张请你喝酒。”我问他哪个老张，他说是某机关的老张。我一听这名字，我就断然拒绝了。我说，他老张长得什么样我都没看见过，他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他怎么请到我呢？他是不是没见过钱啊？送请帖的人被说得一个大红脸。因为是他给那位老乡提供了我的信息。我拒绝参加此人儿子婚礼的原因，不仅是没见过面，而且虽说是一个省的老乡，但他老家和我老家相距一千多里，连口音都不同，也算不得什么老乡。加上素味平生，参加一个陌生人儿子的婚礼，谁会去呢？ 第二次是一位虽然是一个县的老乡，但我和他在东北三十几年，也就见过一面，并没说过几句话，要是他不打电话找我，我根本想不起有这个人。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操着一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我一听就是我们老乡说不好普通话的口音。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孙某某，他的名字我虽然曾经有过印象，但时间长了真的太陌生了。我说你的名字咋这么陌生呢？他主动介绍说，他是我老乡，距我老家有八十里地，在哪个单位工作。然后非常热情地告诉我，他女儿结婚，希望我能参加。作为老乡，只有相互走动，经常联系，才会互相了解。到他女儿婚礼那天，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却不知道我是谁。当我自我介绍完后，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了好几个谢谢。后来，我们便有了来往。 第三次，是一位在三十年前是我工作岗位的同事，而且是竞争对手。在一次一个岗位竞争中，他采取了卑鄙手段，将我的职业资格证偷走毁掉，导致我失去了一次晋升的机会。我虽然没有对他怎么样，但我决心不会与他再有来往。因此，将近三十年不来往。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他说他是杨某某。我一听他的声音，气就不打一处来，但我当时并未发作，还是拿着电话听完他的说话。 他告诉我，他女儿要去当兵，想找几个曾经的老战友在一起聚一聚。而且他还告诉我那是全市最高级的饭店，我们之间已经有三十年没来往了，希望能在一起叙叙旧情。我在心理问，我跟你有什么旧情好叙的？除了你干过的烂事，我真想不起我和你有什么情谊存在。虽然我一开始就没打算去，但我并没有在电话里拒绝。我只是用了几个“哦”字回应了他的邀请。到宴会那天我根本没有去。 八个月以后，听说他病了住院。听别人说，就因为请我我没去，他气得嗓子肿了一个大包，话都说不出来。我说，他气性怎么这么大呢？我跟他没交情，他怎么这么看重这次邀请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干的那些破事儿，他想过会伤害我吗？ 没有什么交情的人突然通知我参加他孩子的婚礼，我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生活中的人，交情不深，可能只是在一起吃过一顿饭，这种情况下，我会拒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之间，很多情况下只能选择随份子钱，但人不到场。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吃饭时，吃到一半时，朋友的一个朋友正好也去吃饭，出于礼貌，朋友就叫他坐下了，通过我朋友的介绍，我们也算认识了，席间他曾提到过一段时间他要结婚了，当时我觉得他应该就是随口一说而已吧，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过了没两天，他真的给我打了电话，说请我去喝喜酒，电话里碍于朋友的面子，我答应了，但到了婚礼那天，我选择了不去参加，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交情太太浅了，一场酒局而已，有时候会觉得这样的人脸皮真的挺厚实的，对于这样一年之缘的交情，也能说的出口，当然，也许他们比较热情好客吧！面对同一个单位不同部门的人，也经常遇到这样尴尬的情况，明明一年也说不了几句话，可是家里的红白喜事，婚丧嫁娶等，总是要随份子，而且由于人多事也多，每年都需要大概几千块人民币，有的人调走了，也有的人调来了，无奈，也许这就是中国的人情世故吧，这些份子钱不出，或许真的很难说的过去了！ 因此，我觉得对待这种事，还是要理应对待，感情足够深，不请也会去，交情特别浅，不去也罢。我曾经遇到过一个非常尴尬的送礼事件。 好久不联系的以前同事说要结婚了，满打满算我们在一起工作大概也就三个月吧，后来她离职，从此就再也没有交际了。 那天我带着三岁的孩子一起去参加的她的婚礼，到了婚礼现场，礼貌性的打招呼，给红包，寒暄几句就准备入座，等待着酒宴的开始。 在我们还在寒暄的时候，突然有一位长辈过来，满脸笑意的给了我孩子一个红包，孩子当时就把红包接着了，然后开心的说，谢谢奶奶！当时那位同事瞬间就把脸拉下来了，只听她说妈那是我以前的同事，她妈马上说，啊。我就杵在那儿，红包退也不是，不退也不是，尴尬的真是不要不要的。 后来我只有借故说，临时有事，可能不能吃酒席了，她当时连客气的挽留都没有。 真不知道通知我参加她的婚礼，到底是想要那个份子钱，还是真心的想把那份幸福分享给我们大家。有了这次经历后，我对长期不怎么联系的朋友或者同事结婚就看的很淡了，一般来说，看是以什么方式来请我的。 一般以这种方式通知我的，我通常先会跟对方说祝福，然后会和对方说看有没有时间，过几天后，我就会扯一个理由说没时间，也不会随份子钱。筹办婚礼事情比较多，可能送请柬给我的时候没有碰到我本人，让同事帮忙带一下。这样我通常都会随份子，大家送多少我就送多少。也不会去参加婚宴。 这样的情况我一般都会去参加她的婚礼。还真有朋友或者同事因为这样的一次契机有恢复了联系。其实每个人对于突如其来的"红色炸药"都会感到，莫名其妙，但又无可奈何。 如果自己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而且并不是那么熟，就不要浪费钱了，可能以后都不会有交集的。 但有的朋友和你认识的时候相处的还不错，只是后来渐行渐远了，那就去祝福一下吧，毕竟大家认识一场。对于这样的事件，就看你本人自己是怎么想的。，没什么交情，接到请柬后送礼的情况常常发生。 二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深圳打了四年工，弄了一点钱回家，便在镇上买了地皮，盖了一栋三层的房子。这在当时，还是不错的，在一百来户的村庄里，有一定哄动效应。房子完工后请客，当时村中年龄相彷的一辈年轻都在被请之列。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想大张其鼓大操大办，原计划只请部分要好的伙伴参加，请柬写完后，重新审视了一番，觉得同村的人，都是小时读书、玩耍、穿开档裤一块儿长大，不能厚此薄彼吧，基于这个考虑，最后还是全部写了请柬。可是到喝酒的那一天，竟然有二个平曰关系不差伙伴没到位，而惊奇的是，隔壁的村庄竟有三个没交情的也没送请柬的小学同学却来凑热闹了，而且份子钱比其他人多… 事后仔细分析，觉得这其中还有些道道。当接到请柬，参与不参加喜宴的人，也有一番自身的考虑，这次新居落成，同村的二位关系不错的伙伴没来参加，大概是有些原因的：其一，当时他们觉得自己还可以，怎么也没想到，象我这样的瘪三，没几年时间，竟混得风生水起，超过了他们，居然在镇上盖起了小楼！难以接受，一百个不服气。其二，说明他们自卑，因为他们的父辈比我父母强，一个在大队做会计，一个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木工师傅。而我的父母是老实巴交三枪打不出屁的整日闷不吭声的老农…，种种原因造成他们心里不平衡，觉得自己落了下风，倍感自卑！还有那三位隔壁村的小学同学，不请自来，着实让我受宠若惊，而且随份子钱不少，尽显"趋附"的意味，他们片面认为我发财了，以此跟我套近乎，以后或许从我这里能揩一些油水… 我其实有苦难言的，当初在镇上盖房子，是被逼的，原来土坯房宅基地面积小，门口场地不足三十平米。土坏房四面通风不说，屋面也近坍塌，每到每年春夏两季下雨天，"床头湿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老婆每次都得拿十来了盆盆钵钵哭丧着脸接漏，为此这次盖房子，老婆从他的公务员的弟弟、姝妹手上，借了两万元才盖起来的。老婆为了还债，房子盖起来后，又独自去深圳连续打二年工，连春节都没回家… 似乎扯得有些远了，也许想多了些，话说回来，通过农村礼上往来，可窥见农村 社会 的众生相，体现人世间炎凉冷暖却是不争的事实… 日子过得飞快，这么些年来，当年的愣头青现已都五十多岁花白头发的中老年人了。二十多年来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年那两个小伙伴，现在一个在县城开了家餐馆，一个做了建筑小工头，他们都在县城买了房子，日子过得很滋润。他们儿女结婚的时候都送来了请柬，老婆看了请柬后说:这么多年没礼上往来，现在怎么好意思送请柬？！话虽没错，最后我还是随了份礼，此一时，彼一时啊！同村的小伙伴总不能老死不相往来吧！ 特别要交待的是，当年隔壁村三个不请自来的送礼的小学同学，在我房子做好后的几年时间内，发现我的真实境况后，再也与我没有互动了，他们也许以为，不过如此，昙花一现的财气而已！没必要深交！而我时常略感歉意，毕竟欠人家一份礼呀！ 我今年就遇上了，一个战友，前几年刚联系上去时他大孩结婚，我去了也随了礼。他是村官，为了规避党员八项规定，把酒席分做几天办，当天去了，是另一战友请我们吃了一个便饭，他当时也在那歺馆。竟然连酒都不来敬一杯。下午他主东，我即告有事闪人。今年要另一战友发短信，(未署名的群发）说他二孩接婚，果断不屌他。想想就气人，他是武汉下面的(新州)，我是武汉的(全连就我一个武汉兵）。他在武汉组织我连的战友聚会竟不通知我？后来还是其他战友通知我我才赶去，并且带车为聚会接人，费用我也和大家一起分滩(我们湖北兵做东，外地的免费）可他只要别的战友来请客他几个人前往，遇上他要请客需分滩费用时就想起了我，你当个村官了不起吗？老子不屌你照过的自在，再说我们有几个武汉的战友回来这么多年一直在来往，相处如兄弟。少你一个真不浠罕。 我的孩子刚结婚，见到礼单后，有了一些感悟吧。还是看人和自己经济条件吧，我的一个同学经济条件很不好，妻子不在了，还有两个孩子，我孩子结婚，随了礼200，我觉得比500还珍贵。我的一个亲戚的岳父，认识很久了，又有这层关系，他妻子死我随了礼，并帮了一天忙，孩子结婚，没有来，后来听朋友说别人给的请柬他谁的也不去了，他老人都过世了，孩子都结婚了，没什么事了，不向外掏钱了。我单位不很熟的领导，听说孩子结婚了，捎来了礼，自己觉得很感谢。我认识现在这么多人，也是当初不认识到认识，从随礼到让他们随礼，想绝对对等，不会的。总会有损耗。对待不很熟的，随心吧，不随就永远断了。 我跟哥哥结婚，除了亲戚就是自己朋友。我们2个结婚都要和他商量下，要留多少席位，他朋友实在多，年轻时候跑 社会 有点名气。方方面面都认识，而我父亲一家之主，甩手掌柜。很怕他，问了几次他说不不用留。那我跟哥哥两个商量了下还是预留一桌吧！一桌费用3000，留多了可惜。结果结婚前一天他通过短信群发，第二天朋友来了4到50人搞得我跟哥哥闷了，他自己还不知道躲店铺麻将去了。来的叔叔伯伯一个大骂，你爸爸搞什么鬼孩子结婚不给请帖，就发短信什么事。哥哥新郎，我主办锁事。在农村啊！马上联系送菜送桌子累死人了。总算搞过去。后面到我结婚，又问他要几桌。他还是说一个不来。我考虑了下2桌吧！结果真的一个不来，亏死我了

光明是黎明与黑夜牵手后坚毅的温柔。总会有人为了迎接黎明而逆行于如墨的黑夜，而逆行于黑夜里的身影是我们不能忘却的纪念。

他们本可以在熟睡的黎明中迎接满地红旗飘扬；本可以在一觉醒来看到朝霞漫天；原本应该守着亲眷享受家庭的温馨。就差一夜呀!那寒冷的一夜，黑夜里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长空。

走进北京西山烈士纪念广场，在花岗岩墙体上，仰望烈士名单第二十七组B67的位置，铭刻着一个可敬的名字隽永如斯。他就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忠诚战士、无名英雄、红色特工——刘光典。

刘光典烈士是《潜伏》余则成原型之一，他宝贵而青春的生命停留在了37岁。他的身后撇下了苦苦思念他的妻子与年幼的三个孩子。他被误解为叛徒，家人在联系不到他的时候，同样受着牵连。他身份暴露后，逃亡在深山的不足两米的洞穴里四年，食野果为生的同时继续孤身作战。他被叛徒出卖关进牢狱5年之久，数次审讯，坚不吐实。他就义时面不改色，英勇从容，尽管他的心里有无限的牵挂与不舍和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不甘。而他的妻子盼夫不归，在得不到丈夫一点音讯的数年里，思念着牵挂着于迷茫不解中，32岁的年纪就黯然离世。留下12岁的女儿、10岁的大儿子和7岁的小儿子。而他的身份半个世纪才走出 历史 尘埃，被解开谜底。

一部名为《潜伏》的谍战剧中余则成的形象，深入人心。现实永远比电影振人心魄。

刘光典祖籍山东莱阳，父辈时搬迁到大连旅顺。父亲刘德录是沈阳火车站的调车工人。1922年12月1日刘光典出生于大连旅顺口区原铁山镇大刘家村。

二三十年代的老百姓生活着实辛苦，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 穿不暖吃不饱，民生堪忧，遇天灾人祸，饿殍遍地。 刘光典兄弟姐妹6人，他排行老五。父亲收入甚微，家中孩子不算少，其父还要积攒一点家底。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竭尽所能供他读了几年书。因为战乱，其父火车站的工作做不下去了，在旅顺口区铁山街道韭菜房村购下一个小果园，刘家自此迁到这里，以种植果树为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短短四个月时间东三省 80.84 万平方公里山河，落入日寇侵略者魔爪。此时，刘光典正在旅顺老铁山韭菜房的一间公学堂上学。他聪颖好学，成绩一直出类拔萃。或许哪怕在乱世中，一家人也依然可以避免卷入战争，在夹缝中求生存。

刘光典15岁时，父亲刘德录因病中年早逝。家里陷入了困境，没有了顶梁柱。还未成年的他开始外出谋生，由于年龄还小，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药店当学徒。因为有文化基础，两三年以后，他做了煤矿的会计。凭着顽强的毅力，他一边工作、一边设法学习，曾就读于哈尔滨铁道工学院。或许就是这样的童年经历才造就了他骨子中的坚定和责任心。

1942年，刘光典20岁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生在铁路工人家庭的他之后的妻子。他的妻子叫王素莲，1923年4月5日出生于河北唐山。毕业于山海关简易师范。两人虽然不是自由恋爱，却也是情投意合，男才女貌，惹人羡慕。

王素莲人如其名，温柔敦厚又美丽大方。结婚前拍过的一张单人照里，她浓郁的披肩发梳着简洁好看的发式，额上是微卷着的刘海儿，五官端正秀气， 稚齿婑媠， 素雅的花朵旗袍得体大方， 气质如兰。

就在当年，刘光典和王素莲在亲人的祝福下在租住的通州西门的一个四合院内结了婚，之后有了美满的小家庭。婚后，他带着妻子来到祖籍山东谋生。婚后第二年，也就是1943年，他们的大女儿刘玉芳出生了。妻子相夫教子，刘光典在枣庄一带的警所任职。

刘光典在警察局工作期间，尽其所能保护当地抗日志士及百姓。逐渐地，爱国情结越来越浓厚。他痛恨日寇的所作所为，看不惯日寇对于警所的傀儡政权。不到半年他辞去了工作开始另寻出路。

他奔波于北平、上海、山西、内蒙古等地从事医药、毛皮生意。这两样都是利润颇丰的买卖，刘光典有着聪明的头脑，做事很有条理善，又勤奋诚实。他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渐渐积攒了家底。

有了积蓄，刘光典进入北平辅仁大学进修四年经济管理专业。1945年春，大儿子刘玉胜出生，这个小家庭更增添了温馨笑语。当时他们家就住在北平的东单豆腐巷。他在医药生意上轻车熟路，行业里朋友不少，有两个大学文凭，生意中又学会闽南话和英语。这些资历对于他后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有重大帮助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渴望统一维护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祖国本应该迎来和平发展的年代，1946年6月30日，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以30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进行了两个战线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隐蔽的地下斗争。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全面铺开，大批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进入隐秘战线。地下工作者，他们必须比一般人更有信仰，要吃得苦 受得委屈又必须是大胆、机警、低调的实干者。

东北人洪国式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在上海因生意往来结识了刘光典。同是东北老乡的缘故，他们一来二往熟识起来。洪国式发现刘光典有文化、为人机警诚实，想把他吸纳进来，便向他宣传革命的道理。刘光典那时刚24岁，是个有抱负的热血青年，尽管从戎与从商相比较，前路漫漫，凶险难料。他深知，一个青年人不能只为个体家庭幸福奋斗，他愿意为国尽一己之力。他做出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参加革命。

1947年初，刘光典在大连参加中共大连市委 社会 部，经培训，加入中共东北 社会 部大连情报处。从而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一生践行。洪国式与刘光典一起在上海筹建了中共情报站“华石公司”。这是一家表面公开经营的公司，实质是中共地下情报机构。

在组建公司时，面对资金短缺的困难，刘光典与妻子王素莲商议拿出家中的积蓄，妻子信任他，爱戴他，愿意支持他。刘光典拿出黄金十两，美金一千元（折合30多两黄金）来支持革命，这是他们当年大部分的积蓄，可见他的一片爱国的赤忱之心。

1947年秋，辽沈战役前，刘光典奉调到奉天，继续以自己的生意场来掩护革命工作。在和平区太原街31号租下一栋2层中式小楼，楼下开办了“福生大药房”。雇了两名店员照看，楼上由他们一家人居住。

1948年初，他的小儿子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刘光典一边从事着药房营生，暗中协助洪国式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同年，刘光典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家五口人在奉天住了将近一年，1948年6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对“福生大药房”进行“例行”检查，由于刘光典隐蔽工作做得认真，让来人一无所获，悻悻而去。

虽然有惊无险，但是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的怀疑，7月刘光典一家人转移到平津地区。住到东城钱粮胡同西口的南花园14号，房主是刘光典多年的好友耿先生。对面的邻居是刘伯承元帅。

情报组到达北平后，在宣武门内大街124号租得一个小独院，作为工作点。资金筹备不足，甚至连生活费用都成了问题，刘光典再次慷慨解囊，解决了燃眉之急。

以他能力和前途，却选择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冒险的革命工作中，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他，除了他正直的本质外，只能是心中所拥有的高尚信仰。

他的妻子王素莲不得不说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她能理解和支持丈夫的选择，她很欣赏丈夫的为人，对于丈夫带着崇拜的爱恋。刘光典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同时家庭也承担着一定的危险性。她悉心照顾三个幼子，还分出一份爱心，帮助一位生活有困难的邻家女孩。她时时为丈夫的安危提心吊胆，却又深明大义地承担着各种压力，聚少离多的日子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那时刘光典虽然奔波于革命解放工作，但是也会和家人短暂的团聚。他在医药生意场上已轻车熟路，座上有嘉宾、家中有贤妻、膝下有儿女，过着美满的生活。

他的大女儿回忆：那时家里有贴着美丽花纹、漆着黄颜色带穿衣镜的大衣橱。柜里挂着父亲的西装、母亲的丝绸旗袍。桌子上摆放着留声机，抽屉里有德国造小孔成像照相机，还有一些小金块等珍贵物件。家里有保姆照料，母亲也是热情又开朗，对他们姐弟温柔爱护，对父亲关怀备至，父亲高大俊朗还文质彬彬，大家都习惯叫他“大刘先生”。

解放战争后期，全国各族人民都在向往着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并开启一段平静的生活。在这个令人激动的重要时刻，刘光典一家也在北平其乐融融。如果时光停止在那时该多好。

在黑暗迈向光辉的黎明深处，总要有人披荆斩棘坻坜前行，推开一扇光明之窗。而刘光典一群人正要迎来最艰巨、最危险的使命。

1949年6月刘光典被派去台湾。那一次运送他离开北平的飞行员唐玉文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飞机从北平起飞，刘光典就坐在副驾驶后面的位子上，没有像往常一样一直跟他聊天说话。他们曾经多次一起执行运输任务，刘光典总是很健谈，乐呵呵得对革命工作无畏又自信。而这一回他似乎内心沉重，好像有话说，又不知道从哪一句开口，他只是一直静静地透过玻璃窗望着，没说一句话。

不久，家里收到他从武汉寄回的一封信，信中只说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做生意，最快一两年会回来。到那时如果找不到我，我会在报纸上用刘芳这个名字刊登寻人启事，你们看到便可找到我。这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的话。妻子收到这样的一封信后无言垂泪，守着孩子一天一天的等。刘光典去台湾后，于1950年3月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以后的几十年里家人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刘光典离家时最小的儿子才一岁多，他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到父亲的爱。稍微懂事了一点的时候，看见别人都有爸爸，他就多次问妈妈：“我的爸爸去哪了？”妈妈就对他讲：“孩子不要问了，等全国解放了，你的爸爸就会回来了。”

他们家属于干属家庭，有组织的照顾，每个月都派专人给他们送去生活费。除了没有爸爸以外，孩子们没有觉得缺少啥。过年过节，父亲以前的同志叔叔阿姨们都会来看望母亲，还会带着几个孩子出去玩。

可是，到了1954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先是从钱粮胡同搬到了条件不太好的王大人胡同北新桥一处只有10平米的房子内。尔后，常来家里的叔叔们也不怎么露面了。孩子们发现母亲经常会叹息开始变得愁眉不展，家中开始变卖首饰生活。

说好了一两年回来，几年了王素莲得不到丈夫的音讯，她怎能不忧心呢！现在生活上的突变一定和丈夫有关，虽然组织上并没有说什么，只说刘光典失联。他会不会遭受了什么误解，妻子是最了解丈夫的，他是值得完全信任的，现在她对丈夫的牵挂更深了!无论事大雪纷飞还是大雨如注，王素莲都翘首期盼家门突然打开，看到丈夫伟岸的身影！这些苦，她只能咽下去，她是母亲，她要把三个孩子保护在是非之外。就这样过了一年，王素莲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被确诊为心脏病。躺在病床上的她，回忆起和丈夫一起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一家五口人围着桌子吃月饼看月亮的情形。

1955年10月18日，王素莲离去了，她才32岁。5年了，她终究没有等到丈夫的归来，哪怕是一点关于他的消息，她带着深深的遗憾与牵念走了。当时，刘玉芳12岁，刘玉胜10岁，最小的刘玉平才7岁，孩子们没有了遮风挡雨的臂弯。而此时远在海峡对岸的刘光典被关押在台北市青岛路的军法处监狱。妻子、孩子的遭遇，他也不得而知。

三个离开父母的孩子，有多可怜，日子多苦，个中心酸滋味也只有他们自己能体会。亲戚中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艰难中他们一点点长大，孩子们都非常有出息，上了大学，有了平凡的工作。这些年一直困扰他们的是：父亲现在在哪儿？他真的叛变了吗？他是否还活着？这些问题像大石头一样压着沉重。子女们一直试图去拨开云雾，苦于找不到线索。

1988年春节，一位从台湾出狱回来的老革命同志，带回一份多达百人的中共在台牺牲的隐蔽战线人员名单。那份名单上，刘光典的名字就在上面。可是对于刘光典的记载只有几个字:“刘光典，旅顺人。”

这是孩子们第一次确切得到父亲的消息，内容却那么冰冷。子女们不禁黯然神伤，父亲在离家38年后终于有了下落，可此时他们早已天人永隔。

1991年前后，刘光典所在单位为他落实了政策，并作出公平公正的定论： “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好同志，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1992年，作家李敖出版了《安全局机密文件汇编》详细汇编了1949年至1960年，国民党特务在台镇压、残杀中共地下党和其他人士的事实。书中《匪东北局 社会 部潜台匪干王耀东等叛乱案》写着：“刘光典，34（事实上是37岁），旅顺，死刑。执行日期：四十八年（1959年）二月三日。”对刘光典的评价： “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人的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至深。”

读罢这段文字，让人心痛不已，肃然起敬。简短的几行字，已然点明了刘光典在台湾的处境，这让人有说不出的震撼。

冥冥之中，皇天不负英雄情，2008年9月的一天，刘玉平的儿子刘新宇在网上搜“刘光典”三个字，竟然在网上搜出来一本红色的小册子。小册子封面正中印着《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

小册子里还原了刘光典在台湾的谜团。

刘光典第一次渡海赴台。驻守在台的各个方面的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工作，搜集情报工作的难度及危险度相对要低一些。11月27日，在台工作一个月后，刘光典接到上级指示，准备返港。刘光典用米汤将这些情报写在一张包茶叶的纸里，带回了香港。

1949年12月10日，洪国式也抵达台湾。为破获洪国式情报组，国民党将两名特务打入洪国式领导的情报组，对此我方并未觉察。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1950年1月6日，刘光典再度赴台，处境已经非常危险。

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巷十六号，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抓获。蔡孝乾被捕后很快叛变招认一切。国民党特务利用他吐出的情报于2月18日抓获朱枫，3月1日抓获吴石。这一次1800多人被捕入狱。

我方精心建立的情报组织在一天之内几乎被破坏殆尽，被抓捕的大部分地下党工作者于1950年10月1日被国民党杀害。在敌人抓捕行动前，刘光典恰巧去台北取出境证，准备购买船票返回香港，躲过了一劫。

洪国式被捕后，当特务问他，交通员刘光典在哪里?洪国式判断出刘光典目前还未落入敌手，为掩护刘光典，他谎称刘光典已于20日返回香港取电台。其实，他知道刘光典当时就住在台北天星旅社。

1950年3月1日，刘光典从联络人王老太太那里听说了洪国式被捕的消息。才知道自己的组织已被敌人彻底破坏，面对如此严酷的局面，刘光典控制着自己的心焦，沉下心思考着手要办的几件事情：一是要保护同志们和自身的安全，向组织报告台湾发生的情况；二是如何处理那些宝贵的情报；最后是要尽快离开台湾，返回香港。

刘光典乘一辆三轮车离开旅社，此时，刘光典已不能再住店，天已很晚，刘光典看了一眼蹬车的三轮车夫，对他说：“朋友，你好！我是来投亲没有找到对方，现在这么晚了，能不能到你家借宿一夜呢？”朴质的三轮车夫说：“可以的，到我家先住一夜吧。”在车夫家破旧昏暗的小房内，刘光典难以入眠。

刘光典想到，目前收集到的情报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掌控，已经失去了价值，一旦被敌人发现，反而会招来祸事，需要及时设法将它们毁掉。

3月2日一大早，刘光典暗中处理掉情报后，立即通过邮局给组织发出“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的报警，暗示组织已遭到彻底破坏。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与此同时，刘光典的处境非常危险，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全岛发布通缉令： “重要在逃匪谍刘光典，化言刘先农，三十余岁，大连人，高等身材，平时喜穿灰色西装及蓝色中山装，一经发现立即逮捕。”

自1950年3月1日起，至1954年2月13日刘光典被捕时，前后共3年零11个半月。刘光典最初通过还没有暴露的地下党王耀东安排在当地穷苦农民赖正亮家，他家虽然条件很差，但赖正亮尽最大努力安排好刘光典的起居饮食，刘光典每个月交给赖正亮30元菜金，还与他一起下地劳动。

由于怕引起注意力，住了一段时间，刘光典搬到农民李显玉家，后来又转移到一对王氏老夫妻家。刘光典看到这对老夫妻，房子低矮又破又旧，便对他们讲：“解放后，一定给你们盖一所新房子，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以后，刘光典的生活费用逐渐用光，他不能再住老乡家中了，只能以编竹器为生，风餐露宿在深山中。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台湾海峡被封锁，在无法返回祖国大陆的情况下，刘光典不怕苦、不怕难。最后，他在台胞王连福的帮助下，在树林里搭了一个地寮。“地寮”其实就是在地上挖一个洞，洞上面盖上茅草，作为安身之地。那样的艰苦环境一般人难以承受。

后来，王耀东也暴露了，他们二人来到海拔一千米之上的一个小山洞中安身。此洞穴口宽50厘米、高40厘米，洞里仅长110厘米、宽170厘米。身材高大的他就是在这样的洞穴居住了三四年。

有一次刘光典了解到有一名台湾籍的地下党员，由于拖家带口，生活无法坚持，就要去投降。刘光典马上找到他做思想工作，这名地下党员向刘光典诉苦家中老小，没有吃的，实在坚持不下去。刘光典把他应急的200台币全给了他，对他讲：”你买点儿食品，渡过难关，我们一起坚持斗争。”

1954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构经过近4年的追踪，最终抓获了正在台南一带隐蔽的张璧坤等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

2月9日，被抓捕人之一胡沧霖出卖了组织，他交代：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三月，一个叫王耀东的曾带一个中共重要人物到这里隐蔽，至今还藏在附近的深山里。

1954年2月13日，特务在台南与高雄的交界处沟坪，将刘光典与王耀东抓获。特务知道他是交通员掌握大量情报，刘光典每日受着审讯 。特务机构十分卑鄙地策划、实施了离间计同时为了打垮他的意志。他们对外散布刘光典已弃暗投明，同时安排一个与刘光典长相相似的人到香港发表言论。

此时的刘光典在牢房里得知这一情况，轻蔑以对，毫不屈服，这是真正的勇敢与忠诚。宁可背负着被同志、被组织误解的冤屈，誓不辱没使命。这样的事对任何一个革命者都是最严峻的考验，没有明确的信仰，没有坚如磐石的意志，是很难过这一关的。这也是刘光典烈士事迹中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

因蔡孝乾叛变，组织上的联络被破坏，刘光典第二次赴台后就已经与组织失联，到他在台南被捕，4年时间里，组织上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谁曾想1954年2月下旬的一天，中共驻香港人员却得到刘光典在香港露面公开发表反共言论的消息。那时，由于条件限制，党的有关部门得到这一情况后，一时无法做出正确判断，但是又不能不采取防范。 这就使得那时刘光典在北平的妻儿生活状况突变，大不如前。

刘光典被关押了5年。他在牢中的表现，多亏在狱友张家林的回忆文章中再现。

《书城》2016年第6期中写道：

刘光典的案件经过三审，他不低头，不认罪，不抗辩。判决书的最后，拟判处刘光典死刑，时间为1958年11月18日。

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为于1958年11月27日上报蒋介石，称：“被告刘光典一名，犯情已据讯明属实，恶性重大，拟准照国防部所拟，判处死刑并饬执行。”蒋介石于1958年12月13日收到报文后气急败坏，他大笔一挥：“此案系四十三年（1954年）所破获，为何延至现在始行判决？查报，刘犯死刑照准。”

1959年2月4日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万物复苏，应该充满生气的日子。而刘光典年轻的生命却要停驻在这个春天里。

凌晨5时许，执行官金士祥走到刘光典面前，向他出示死刑执行书，问道：“案犯刘光典，你的案子已判决，决定今天执行枪决，有何遗言吗?”刘光典答道：“没有。”这是他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句话。但他怎么可能没有!他还有未尽的事业，他有许久未见的朝思暮想的妻儿，他有魂牵梦萦的归途……。

临刑前，特务为刘光典拍下一张照片。四个矮小的宪兵，扭住刘光典的胳膊，身材高大的刘光典面无惧色，保持着他习惯性地头稍向右侧的姿势，这人世最后一张照片就如同结婚时和妻子合影时一样，自信而沉稳，但是明显瘦弱了许多。看着照片上的他，我们才看到什么叫着大义凛然，足以彰显一个真正的英雄！

40多年后，刘玉平的友人王锦松在六张犁纳骨塔骨灰名单中，发现了刘光典的名字。

2008年，隐蔽英雄刘光典的事迹终被厘清，被有关方面追授革命烈士称号。至此，英烈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他所在单位总参谋部拨出经费，让子女去台湾奠祭并接回父亲。刘光典自1949年离开大陆，至2008年回归故里，近60年孤独光阴。他的小儿子刘玉平在纪念父亲的文中写到：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谁能舍弃，人的青春只有一次 谁舍得抛洒，温暖的家园谁舍得离去。在我们每一天享受和平安康之际，我们怎能忘怀那些逝去的先烈，怎能不追忆峥嵘岁月里那些红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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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打击取出口退税工作组日前已撤离汕头。经工作组检查认定的汕头、普宁两地犯罪分子伪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虚开金额约323亿元，是号称“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税案的6倍。新华社没有报道的是，自国务院打击取出口退税工作组于2000年8月进驻汕头以来，在近500个日日夜夜里，是武警汕头支队在承担着保卫工作组、看押犯罪嫌疑人的特殊而艰巨的任务。绝对保证工作组安全2000年8月7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确定成立打击出口税领导小组（简称“807”工作组）。也就在“807”工作组成立3天后，国务院领导致电武警部队吴双战司令员要求武警协助。吴司令员直接致电武警广东总队洪少虎总队长，洪总队长又秘密给武警汕头市支队吴庭富支队长下达命令，要求确保“807”工作组行动万无一失！武警汕头市支队接受了这项艰巨而特殊的任务。工作组尚未进驻，就发生了一起意外：汕头迎宾馆某楼着火，广东省某单位干部身亡。乌云顿时笼罩在工作组成员的心头，到一个既陌生又复杂的地方来，先碰到了一个下马威，今后工作能否顺利完成？汕头这边，武警汕头支队官兵也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火速赶往驻地勘察地形，与工作组领导分析兵力部署。针对工作组驻地靠海，掌握海潮涨退的规律，制定了“朝撤夕留”的站哨方案，为大家服了一颗定心丸。配合公安执行“台风”“月圆”行动2000年8月24日夜，阴霾笼罩着汕头大地，强烈的热带风暴“碧利斯”袭来。由工作组坐镇、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直接指挥的打击增值税发票犯罪的“台风行动”秘密展开了。凌晨3时，支队长吴庭富和政委李远明亲自带领200名武警官兵，配合汕头市公安机关，兵分两路，对潮阳市7个镇制作、贩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窝点进行突击搜查。经过3个多小时的连续作战，现场捣毁涉税窝点8个，抓获涉案人员27名，缴获伪造的全国13个省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10本计7750套，零散发票2191套，以及半成品假发票3800页和制假工具一批。行动取得圆满成功，公安部专门发来贺电，称赞汕头的突击行动“组织严密，战果显著”。同年中秋夜，官兵们又奉命执行“月圆”行动，搜捕涉案在逃重点对象。凌晨3时许，潮阳市峡山镇的一座7层豪宅被严密布控。在中队长李建强的带领下，迅速占领了七楼，控制制高点，其余的人配合民警进行搜捕。突然，六楼一阵响动，李队长闻声追去，见一个黑影正顺着下水道逃窜，便大吼一声，扑向前去。“黑影”被震慑了，乖乖束手就擒。在两英镇，郑中队长带领10名战士对一处住宅进行搜捕后，发现少了一个犯罪嫌疑人，便对附近进行拉网式搜索，最终在猪圈里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到凌晨8时许，行动圆满结束，120名官兵共搜查了12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其中重点对象7名。抵制诱惑看押疑犯除了保卫工作组及配合公安部门行动，武警官兵们还担负着看押犯罪嫌疑人的任务。这些被关押者有的是官员，有的是大老板，身份都很特殊。而官兵们大都来自内地不发达地区，面对着这些工于心计的有权人、有钱人，种种诱惑不约而至。但官兵们都能做到安坐如钟，不为所动。看押，一般是一个房间里3个战士负责两个对象。不能看报纸，不能打电话，一天24小时，必须注视着对象的一举一动。对于这些年轻的战士来说，无疑是陪着犯罪嫌疑人“坐监”。一年多里，看押对象从这里走了一拨又一拨，而官兵们只能一如既往，继续陪新的对象枯坐。甚至有一批兵，直到前不久退伍，还没去过汕头市区，临走前唯一的愿望是能到市区转一圈。一年多里，官兵们还抵制住了种种诱惑：支队党委共拒绝以向支队赞助为名的各种拉拢10多次，合计80多万元；官兵拒绝行贿拉拢80多人次，合计金额达200多万元。近500天里，从工作组领导到省市领导，从武警总部领导到省总队领导，对武警汕头支队的评价都是8个字：“绝对可靠，绝对信赖”。国家使命，第一税案的历史写真（节选）太阳像一团火，发出血色的光芒。云霞簇拥着，翻飞着，像燃烧的舞女，宣示着生命的终极辉煌。苍苍莽莽的群山，带着躁动一天的倦意，静卧在淡淡的雾霭之中……小车像一艘飞船，划破金黄色的夕岚，向流沙镇奔驰。坐在箭一般飞奔的车里，会计陈红怜感到有些目眩。她碰了一下公司老板周松青的胳膊，提示道：“慢一点嘛！”周松青踏着油门的脚一动不动。他像一个把脑袋拴在裤腰上的摩托“暴走族”，只要一上路，一给油，速度再也降不下来了。周松青喜欢刺激，喜欢让每一个细胞都绷起来的生死时速。他觉得，平平淡淡来一生，不如风风光光活一时。天幕低垂，黛色的山峦已经把半个太阳吞噬。周松青富有棱角的脸被夕照切割成阴阳两色，一边如海水，一边似火焰。陈红怜侧目而望，心生一缕恐惧。她不会想到，身旁坐着的这位老板不久后成为国务院总理点名的嫌疑犯，她自己也因参与犯罪将在牢里献出十载青春年华。是时，在广东潮汕地区，取出口退税已经成了一些政府官员与犯罪分子共同参与的一大“产业”，国家税款被疯狂盗取，当地的经济和税收秩序几近崩溃……在这个温湿的税土壤中，无数个周松青、陈红怜破土而出，沐着暖阳，浴着雨露，野草般疯长。凭着自己的能耐，周松青敲开了检察院的大门。承包检察院的公司后，“生意”果然做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有了检察院这块金字招牌，周松青的腰杆儿就更硬了。过去，领发票有时会遇到一些麻烦；如今，人家是检察院下属的企业，你还能不放心吗？再说，自己是检察院的人，不像一些个体户，弄不好一天前还在地里干活呢。而自己是拿官饷的，同你们税务干部一样，都是穿制服的。走进税务局，不用再说好话，递笑脸。最多递一些银子，那是有所图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公司的“业务”做了起来，肃穆的检察院大门突然多了进进出出的“生意”人。周松青有孙悟空一样的本领，一眨眼工夫，一家公司就扩展到17家，而且全部办理了工商注册等合法手续。这些公司全在检察院大门内的一个房间里“联合办公”。为了做好“生意”，不让收票地的税务机关怀疑，周松青先后一共刻了528枚公章，印刷厂、机械厂、加油站、医药站各种印章应有尽有，就像孙悟空变戏法，一业成百业，一家变百家，让你看不出破绽，起不了疑心。拿检察院的牌子办公司，确实要方便得多。但在这样扎眼的地方“干事”，却不是那么顺手。有的客户一看见检察院大楼门上威严的国徽，手心里冒汗，腿肚子抽筋，生意多少受到一些影响。为了把“生意”做得更大，周松青就把公司搬到了城西的一栋二层小楼。离小楼约百米，是一家银行。这也是周松青把办公地点选在这里的原因之一。小楼一层接待“客人”，洽谈“生意”，周松青花两万元钱，买了一长排皮沙发，墙角放了饮水机，现在做生意都要讲服务，周松青知道这个理。二层是开票的地方，办完手续后，工作人员电话通知二层的会计开票。几个房间的计算机键盘敲得噼啪响，12个会计忙得不亦乐乎，每天要分两次往银行送钱。周松青的“生意”如火如荼。他不仅把城西当作据点，而且还分别在大坪、里湖、洪阳三镇的税务分局办理了税务登记，为的是做大“生意”。周松青在城区、里湖、洪湖抵扣税款领取发票还算顺畅，但在大坪却遇到了麻烦。原因是发票领得太多。一位发票窗口的管理员对前去领票的会计陈红怜说：“人家几月领一本，多的也就一月领几本，你可好，一领就是十来本、几十本，恨不得拿麻袋来装，那不是明摆着抢钱嘛！”陈红怜心想：“我要是把4个税务局领的票加起来，非得吓你一个跟斗不行。”陈红怜怏怏地走了，挺着胸，抬着头。后来，在法院庭审时，她也是这个姿势走进法庭的，申辩时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是无辜的。只不过前者带着气恼，后者有些佯装。陈红怜受挫后，该周松青亲自出马了。周松青揣上两万元钱，带上陈红怜，开上警车，闪着警灯，直奔大坪。大坪为普宁市的西南边陲，离市区流沙镇约百十公里，平常他很少去。上了324国道，他照样把车开得飞快。他问陈红怜：“你说两万块钱够吗？”“应该差不多吧。他什么也没干，不就多给点发票嘛。”“人家这也是资源，靠山吃山嘛。”到了大坪税务分局，两人径直来到余小兵的办公室。余小兵的身份是副局长，主持工作。听说一把手因为在经济上手太狠栽了，最近不在岗上。余小兵跷着二郎腿，仰着头，不停地吸烟。一番寒暄后，陈会计见差不多了，就出了门。周松青拿出信封放在余小兵的桌子上，说：“这是点小意思，您买两条烟抽吧。”余小兵瞟了一眼桌上的信封，一脸的严肃，说：“咱们都是公事，用不着这样。”说完，把纸包推到了周松青面前。周松青以为是他客气，但一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知道是真不要。周松青尴尬地走出了办公室，心里骂道：“王八蛋，两万块还嫌少！”下一步怎么办呢？苦思冥想一番，周松青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早就在他的视野里，只是这么点小事不该惊动人家，如今大坪这关过不了，就只能请他出山了。这个人在本案中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叫赖春安，是普宁市国税局的一把手。周松青来到普宁市国税局，走进赖春安的办公室。赖春安的办公室很大，写字台对着会客室，桌子上放着两部电话，赖春安此时正在接手机。又矮又胖的赖春安抬手示意周松青先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刚落座，就有人端上了茶水。见赖春安接完电话，周松青走过去，坐到写字台前面的椅子上。说了几句话后，周松青就呈上了见面礼，一个大牛皮口袋。赖春安见多识广，掂了掂口袋的分量，微微一笑，就放进了写字台的大抽屉里。周松青心想，局长大人真有风度，这里面可是10万元港币呢！周松青见赖局长已经笑纳，就道出了这次拜访的主旨，说自己在大坪遇到了麻烦，要他向余小兵打个招呼。赖春安嗯了一声，表示接受了他的请托。“最近生意怎样呢？”赖春安随口问道。“还行吧，靠您的关照啊！”“数不小吧？”赖春安挪了挪敦实的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