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刺伤我是种快乐
长期以来，我们出于意识形态或感情的缘故，误以为唯有国有制才是最优越的所有制形式，漠视了国有制企业内在缺陷所形成的严重后果。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国企改革的战略思路和实际效果。笔者认为，国企改革必须直接针对其共同的体制缺陷，因此，揭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体制根源将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改革中“对症下药”。一、公共经济学观点从理论上讲，企业的经营效率如何，取决于能否满足下述条件：（a）企业在购入设备和原材料时，以市场竞争所决定的价格水准购买；（b）在当时可能利用的技术条件下，实现设备与原材料的最佳组合；（c）以最适当的规模生产；（d）以费用最小的最佳销售渠道销售产品；（e）在组织、劳务和财务方面不存在经营上的怠慢与无效配置。满足了这些条件的企业可称为最有效率的企业。当然，这只是理论上设想的最佳状态，即使是处于竞争市场中的民营企业也未必能完全达到这种效率最佳的状态。但是，它对我们分析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之体制根源，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框架。日本著名公共经济学家植草益教授认为，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共同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1）与官厅相近的、刻板的预决算制度。国有企业的会计制度同官厅的会计制度非常接近，其预决算须得到国会或政府的批准。在编制预算方案时通常以上年度的指标为依据，譬如，按上年度的“定价”购入设备和原材料往往容易通过会计审查。于是，国有企业本身便没有节约购入费用及其它生产成本的动机，加上各项预算经费不许转作别的项目之用，致使预算的使用效率受到限制。正是这种官厅会计中特有的僵硬的预决算制度，妨碍了国有企业在采购、技术应用、生产规模、销售渠道等重大经营事项上作出符合效率原则的最佳选择。（2）经营自主性不足。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虽然拥有一定的决策自主权，但预决算、事业计划、利润分配、收费与价格、投资及高层人事安排等重要事项均须由国会、政府决定，而且，国有企业的多角化经营通常是被禁止的。这样，由于在投资、价格、财务等多方面受到强制性政治干预，国有企业内部事实上很难自主地采取提高经营效率的措施。又由于高层人事不是由企业内部决定，为了得到晋升，担任实务的经营层人员便要为与外部的政治家结交关系而奔走，这种行为是导致经营怠慢的重要原因。（3）多重规制与规制责任的不明确。以日本为例，国有企业不仅受国会及主管官厅的支配，还要受大藏省、经济企划厅、会计检查院、总务厅行政监理局等机构的干预。这种多重规制进一步限制了国有企业的自主决策，况且，国会与各官厅之间的决定又未必是一致的。进一步讲，任何官厅都不对企业决策承担最终责任，致使国有企业在决策与行动上往往无所适从。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对国企规制过多和规制责任不明确的问题。（4）规制的政治化。这一点在日本最明显地表现为政治家在“地方开发优先”的政策理念下，强行要求旧国铁兴建了许多亏损的地方铁路。这种“政治利益优先”式的做法，显然削弱了国有企业内部在提高经营效率方面的意欲，导致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与亏损的加剧。规制“政治化”的结果必然削弱国企的经济理性，降低国企的经济效益。（5）过度保护而形成的“竞争屏障”。国有企业并非都是能够实现收支平衡的企业，部分国有企业是依靠财政补贴才得以存续的。国有企业即使出现经营亏损，也无倒闭的威胁，甚至完全处于市场竞争之外。于是，即使属于衰退产业、破产企业也得不到淘汰，劣势企业必然随之增多，国企的整体效率必然随之下降。这种受到国家过度保护、一直依靠政府补助金来维持生存的状况导致了国有企业“体质”的衰弱、退化。事实证明，受到过度保护的国有企业是难以产生与竞争性民营企业同样的经营效率的。（6）安全优先倾向。如果说民营企业是以企业成长和长期利润的实现为主要动机而行动的，国有企业则通常将成长与利润放在第二位，更多地考虑如何确保“平安无事”，以减少各种冲突和政府主管官厅追究责任的麻烦。例如，为了防止事故发生，国有企业往往不惜过剩的设备投资，或配备过多的人员，而不计较经济效益如何。这种强调公共性、忽视企业性，以及为了减少“政治成本”而不惜增加经济投入的倾向，在各国的国有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7）国有企业的垄断权与非效率。由于垄断地位可以确保垄断利润的获得，企业内部便缺少提高经营效率的动因。因此，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比被推向竞争性市场环境的国有企业存在更多的“非效率”因素。当非竞争性行业中的国企利润相当丰厚时，其“非效率”因素便容易被人们忽视。这种垄断利润衬托下的高效率假象，很容易成为国企改善经营、提高效率的障碍。二、组织学观点：源自官僚组织缺陷的国有企业低效率从根本上讲，国有企业经营的低效率与其组织特性中的官僚主义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由于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与一般行政部门相似，因而官僚主义习气是其同民营企业相比的显著特点。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研究认为，官僚组织至少有以下体制弊端：第一，官僚组织中存在目标的多样化，不像私营企业那样以利润最大化为明确目标；第二，国有企业经理的努力程度与工作业绩之间关系微弱，使得传统的激励机制失灵。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建立起一个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完全一致的激励机制；第三，官僚机构的主要目标是追求机构最大化。正如尼斯坎南（w.a.niskanen）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官僚们关心的不是效率、赢利、优质服务等目标，而是他们的工资、办公室的舒适程度、公众中的声望、权力庇护人等，所有这些都与机构的规模有关；第四，官僚们厌恶冒险的特性是官僚机构创新能力衰退的主要原因。厌恶冒险使得官僚们办任何事都得经过必要的程序，故而他们习惯于办事拖拉、推诿，而不在意这种官僚作风的社会损失。此外，由经济学家哈维·莱本斯坦（leibenstein.h.）首先提出的“x非效率理论”也较好地解释了导致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组织原因。该理论认为，企业组织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外部环境。如果环境是充满竞争的，则企业内部就会自上而下产生一种外部压力，迫使企业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如果企业的外部环境不存在竞争压力，则在垄断性企业组织中的各层次成员就会滋生某种惰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惰性将转变为惯性，并在企业内部形成“x非效率”——这种非效率是由垄断、特别是组织内部缺乏刺激诱因所造成的（但不包含资源配置方面的非效率）。与“x非效率”相对应的常见组织症状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内耗严重、信息传递迟缓、成本意识淡薄、责任归属不明确、浪费严重、非生产性费用膨胀、安于现状、对环境缺乏应变能力、忽视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等。研究表明，由缺乏竞争压力造成的“x非效率”要远远大于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因此，“x非效率”现象值得经济政策决策者高度重视。三、产权经济学视角下的国有企业低效率原因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是：只要存在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就会对生产产生影响，人们应当自觉追求产权制度的有利影响。产权经济学要研究的就是如何通过界定、变更和安排产权的结构，降低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提高运行效率，从而改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产权经济学中的代理理论提示我们，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直接原因在于：对作为代理人的国企经营者的激励与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代理成本过高和代理收益过低。最终集中表现为国企的低效率，甚至普遍持续的经营亏损。1.对代理人行为的激励和监督、约束机制是否健全，是制约企业经营效率的关键所在。我们看到，在国有企业的传统经营体制中，经营者的激励和监督、约束机制往往因为经营者业绩评价标准的模糊性和行政干预的不可避免性而被削弱。首先，从激励机制看，由于利润最大化等纯经济变量通常不是国有企业经营的唯一目标（甚至不是主要目标），许多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非经济目标又不容易量化和精确测定，加之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往往不是经营者能力和努力的真实反映，而经常受到国家政策和行政干预的强烈影响，所以，国企经营者业绩的准确评估和有效激励便存在相当难度。其次，从监督和约束机制看，由于“信息不对称”，国企经营者不可能受到企业职工和主管部门的有效监督，又由于国企的重大经营决策权都由政府主管官员掌握，加之国企经营者通常采取政府委派而不是从经理市场择优选聘等缘故，国企经营者不可能、也无需独自承担决策失误的终极责任。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和国企经营者双方都只能对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亏损采取忍耐和无限宽容的态度，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因为无法及时得到治理和纠正，就必然持续扩大和蔓延下去。研究表明：国企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是长期困扰我国国企的普遍性问题；美国企业之所以充满活力和竞争力，其根本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实行了一整套有效的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保证了经营者人才群体的正向淘汰和优势积累。无激励机制和无责任约束的体制必然是低效率的体制，这已经是古今中外无数的事实反复证明了的普遍真理。2.代理成本过高及代理收益过低是导致国企低效率的直观和关键原因。代理理论认为，代理成本是指由于代理人的偷懒、不负责任和以各种手段从公司攫取财富的行为所带来的损失，以及为抑制这种行为所支出的费用。一般而言，代理成本产生于行为主体的利己主义动机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和代理人同为怀有利己动机的经济人，其行为目标都是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代理人不可能无条件地将委托人的效用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两者的目标函数是不一致的。由于代理人的利己动机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存在，使得代理关系中产生非协作或非效率——经济学家称之为“道德风险”（moral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前者指“代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减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为自己最大限度地增进效用时，做出损害他人利益、降低组织效率的行为”；后者是指“在委托人不具备识别潜在代理人禀赋信息时，越是劣质的代理人越容易成为现实的代理人，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后果”。联系现实生活，人们非常熟悉的便是大量国企经营者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跑官场、拉关系现象的存在。这些现象无疑都是导致国企经营低效率的深层制度原因。总之，代理成本是公司制企业的内生现象，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制度成本”。代理成本的存在是对代理收益的侵蚀，一种企业制度得以存在的正当理由，只能是其代理收益大于代理成本。换句话说，要使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存续下去，就必须保证该制度对人类社会具有尽可能大的积极功能。代理收益是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在内的代理关系得以产生的理性基础。从理论上讲，代理收益是指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发展所带来的比较收益和规模收益之和，分工与专业化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是代理收益的基础和来源。在我国国有经济运行中，最直接抑制代理收益、造成国企低效率的，莫过于“政企不分”和条块分割下的“大而全”、“小而全”两大顽症。政企不分的体制不仅使企业家官员化，而且也使行政官员成为“什么都要管、什么都管不好”的“万金油”。这样，既阻碍了行政人才和经营人才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又压制了职业经营者群体的成长与壮大，结果只能是使来自分工与专业化的这部分“代理收益”成为泡影。条块分割下的“大而全”、“小而全”格局，完全是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遗产”，它直接阻碍了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是导致整个国有经济低效率的又一制度根源。稍加比较分析便不难看出：越是发达国家，其分工与专业化程度就越高，对规模经济效益的利用就越彻底；越是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在资源优化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就越是显著。可以断言，无论是条块分割，还是各种长官意志造成的“大而全”、“小而全”，都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效用最大化”原则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的。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代理理论中，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产权界定，而是如何建立起对经营者的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国有企业经营代理制的成功与否，同样取决于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完善程度。所以，通过建立健全经营者（代理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来降低代理成本和增加代理收益，应当作为国有企业经营创新的核心课题和首要目标。四、实证观点：我国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体制根源最近一二十年间，我国学者对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成因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招标课题“严重亏损国有企业的现状及出路研究”课题组对国企亏损问题进行了跨地区、跨行业的实证研究，所形成的最终成果——《国有企业亏损研究》一书将中国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归纳为六大类，即历史原因、宏观原因、管理原因、机制原因、结构性原因和趋势性原因。从现代经营学的立场看，最值得重视的是管理原因和经营机制原因。1.中国国企严重亏损的管理原因导致中国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管理原因主要是：管理基础工作薄弱，缺乏抑制成本上升的有效措施；企业决策失误，热衷于盲目立项，却无人对投资效益负责；企业经营者素质差，不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经营乏术；技术与产品创新不足，市场竞争力弱；受计划经济模式惯性的影响，缺乏面向市场的经营理念，等等。中国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当中普遍存在经营者素质不高、观念陈旧、缺乏现代管理知识、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低，以及频繁更换经营者致使决策行为短期化等问题。如连续6年亏损的北京手表厂曾先后8次更换厂长，1992年初累计亏损达2526万元，欠税2900万元。直到1992年起用了一位具有市场经济头脑、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的厂长以后，企业才扭亏为盈，1994年实现利润总额500万元。这一事例不仅说明了1992年之前的历任厂长无能，而且深刻反映了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选拔制度的严重缺陷——那就是没有按照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去选拔真正合格的经营者，而是将“政治上是否可靠”作为选拔国企经营者的绝对和首要标准。许多具有经营才干但不擅长领会和迎合长官意志的人，往往被排斥在经营者队伍之外。中央党校的专家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最终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是：“不能按照政治家的标准来选拔或要求企业家”。这一命题虽然近乎常识般的简单、直白，但蕴涵着极其难能可贵的理论觉醒和认识进化。长期以来，我们在选拔企业家时总是习惯于政治标准高于一切，将最为关键的经营能力反而置于次要地位。从微观层面看，经理人才的非政治化、职业化和市场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决定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2.中国国企亏损的经营机制原因从企业自身来讲，经营机制上的弊端和缺陷才是企业亏损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国有企业虽然经历了20年的改革，但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特别是产权约束、责任约束和企业家的职业风险约束）等深层次的机制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尤其缺乏三个层次的约束机制：一是国家层次上，国家股东缺位。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缺乏一种代表国家股东利益的有效监督和硬性约束；二是各级政府层次上，国有资产的运营决策缺乏经济责任约束。一方面，各级政府长期存在政企不分、以政代企现象，另一方面，多数政府领导人只顾行使国有资产的支配权，却不对决策失误承担任何责任；三是企业层次上，经理层无职业风险约束。表现为国企经营者即使经营失败，也不存在发达国家的那种随时被解雇、断送自身前程的职业风险。“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是我国学者所公认的国企低效率之重要成因之一。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元、李兆熙考察，中国国企中“轻率决策、挥霍公款、拖欠债务、转移资金等现象相当严重，其症结在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我国国企中普遍存在的“多头领导、权责不清”问题。虽然当前各地都在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但许多经历了“改制”的国有企业只是轰轰烈烈地发挥了一番“集资”功能，其经营机制则是换汤不换药，因而被媒体戏称为“翻牌公司”。这些公司内部权力机构重叠，领导多头，难于实现集中统一指挥。特别是“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和“新三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并存，往往是决策起来相互争权、扯皮，出了问题谁都不负责任。这种权责不清的治理结构，最终必然导致组织效率的低下。总之，各国国企经营效率普遍低下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其体制缺陷的必然产物。正是由于国企经营中存在诸多体制缺陷，经营机制的彻底转换才显得格外重要。就我国当前形势而言，认识国企效率低下的体制根源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症下药，找到使国有企业摆脱经营困境的根本出路。参照国际经验，积极调整政府与企业、官业与民业的关系，坚持以“民业”为主体求发展，并努力减少政府对企业的不合理干预，增强国企的经济理性，恐怕是我国国企改革的必由之路。
本人专治各种不服
（1）日本国的起源约公元1世纪，日本各地共有100多个小国（其中有的与东汉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这些小国逐渐得到了统一。到了公元4世纪，在关西地方建立了比较大的国家，据说最终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当今天皇家族的祖先。当时，日本国的范围包括本州西部、九州北部及四国。于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国家才得以统一。所以很难对日本国诞生的确切年代作出准确的判定。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并即位，即位日相当于现在的西历2月11日，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2）古代绳文时代从洪积世起，日本列岛上就有人类的祖先生活，日本人种及日语原型的形成则被认为是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绳文时代。当时，人们数人或10人一户居住在竖坑式草屋，以狩猎、捕捞、采集为生，构成了没有贫富与阶级差别的社会。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水稻种植和金属器具使用技术由朝鲜传入九州北部。稻作技术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它扩大了生产，产生了贫富等级之差，使农村共同体趋向政治集团化。农耕带来的信仰、礼仪、风俗习惯也逐渐传播开来，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原型。古坟时代公元4世纪中期，大和政权统一了割据的小国。随着国家的统一，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古坟扩大到各个地方。这个时期是中国许多知识、技术传入日本的时期。4世纪，大和政权吸收了大陆的高度物质文明；到了5世纪，来自朝鲜半岛的外来人（归化人）带来了铁器生产、制陶、纺织、金属工艺、土木等技术，同时已开始使用中国的汉字。6世纪，正式接受儒教，佛教也传入日本。7世纪，圣德太子致力于政治革新，并以“大化改新”为契机，着手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做法仿效了隋、唐，而且此时更加积极地摄取大陆文化，至9世纪末期先后共派出10多次遣隋使和遣唐使。奈良时代公元710年，日本定都平城京（现在的奈良市以及近郊），迎来了律令国家的兴盛时期。但是，此时农民贫困、游民增加，由于庄园扩大而导致公地公民制的实质上的崩溃等，矛盾开始暴露出来。这个时期由于国家极力保护佛教，因此，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美术开始繁荣起来。如7世纪初期开创日本佛教文化的飞鸟文化；7世纪后期独具一格的白凤文化；8世纪中叶在唐代鼎盛期文化的影响下以写实手法体现人类丰富情感的天平文化等等。与佛教美术相媲美，这个时期的文化方面的金字塔是《万叶集》。《万叶集》收集了8世纪中叶前约400年间，下至庶民上至天皇所作的大约4500首和歌，如实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朴素的生活情感。此外，现在还保存着的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712年）、最古老的敕撰历史书《日本书纪》（720年）、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年）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产。平安时代8世纪末，日本将都城移至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市），试图重建律令体制。但由于公地公民制的崩溃，国家陷入了财政困难。894年派出最后一批遣唐使后便告终止，就此不在大量摄取大陆文化。1——11世纪，藤原氏垄断政权，以庄园为经济基础，势力最为强盛。但是，由于地方政治的混乱，导致治安混乱，武士集团强大起来。到11世纪末，为对抗藤原开始实行“院政”（指日本平安时代后期上皇、法皇代理天皇执政），于是，武士进入了中央政界。平安时代以本国文化为特色。9世纪时受唐朝影响，密教和汉学方面的弘仁、贞观文化还十分繁荣。但是10世纪后与大陆的直接交流断绝后，便产生了日本独特的贵族文化。其代表有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10世纪初）、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11世纪初）、随笔《枕草子》（公元1000年前后）等等一批文艺作品。（3）中世纪（12-16世纪）镰仓时代12世纪末，源赖朝受封征夷大将军，并在镰仓建立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幕府政权。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政治的对立。13世纪后期，幕府的武士统治开始面临困难，镰仓幕府逐渐走上灭亡的道路。在文化方面，以过去的贵族文化为基础，摄取宋朝时传入日本的禅宗文化，培育了生动、写实、朴素、独特的武家文化。在宗教方面，由法然、亲鸾、日莲等著名僧人创建了镰仓佛教，获得了各阶层的信仰。12世纪传入日本的禅宗受到了关东武士的重视，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倾向。文学方面出现了以源平合战为背景的小说《平家物语》（原作诞生于13世纪初），是日本古代军记物语的杰出代表。室町时代14世纪的前半期，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稳定了京都的室町幕府以后，2个多世纪内在政治、文化方面，武家都压倒公家，处于优势。由于室町幕府是聚集了各有力大名而建立的，因此幕府本身的统治能力薄弱。应仁元年（1467年）一月，应仁之乱爆发，全国各地的大名纷纷而起，室町幕府摇摇欲坠，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战国大名成了统治当地土地、人民的强有力的独立政权。在文化方面，无论是贵族还是武家的文化，都受到禅宗的影响。14世纪末期以金阁寺为代表的北山文化，15世纪末期以银阁寺为代表的东山文化都十分发达。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到日本，传入了枪炮和基督教。那是文化方面充满生气的时代。（4）近世（16-19世纪中叶）战国时代（室町末期及安土·桃山时代）应仁之乱后，日本各地大名纷纷崛起，战火纷飞，民不聊生。16世纪中叶，一位决心以武力统一日本、结束乱世的枭雄出现，他就是织田信长。永禄三年（1560年），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以两千人马击败今川义元四万大军，名声大振。尔后逐步统一尾张、近畿，并准备进攻山阴、山阳。在此期间，信长修筑了气势宏大的安土城。因此，信长的时代被称为“安土时代”。天正十年（1582年），本能寺之变爆发，信长身亡。织田家重臣羽柴秀吉先后击败明智光秀、柴田胜家，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地位。此后经过四国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战，逐步统一日本。后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丰臣秀吉的时代被称为“桃山时代”。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在伏见城病逝。丰臣家裂分为近江（西军）和尾张（东军）两派。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发动关原合战，大败西军，建立德川政权。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战国时代结束。江户时代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将军，在江户（现东京）建立幕府政权，此后260多年，德川家统治全国。这段时期被称作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严格控制天皇、贵族、寺院神社，并费尽心计统治着支撑幕藩体制的农民。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开放长崎、界作为对外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远渡海外。由于闭关自守，幕藩体制迎来了安定时期。但是，随着产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体系崩溃，18世纪起幕藩体制开始动摇。庶民文化是这个时期的特色。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元禄文化是以京都、大阪等上方（日本关东地方人称京都、大阪为上方）地区为中心的武士和商人的文化。人偶净琉璃、歌舞伎、浮世绘、工艺等一片繁荣。19世纪初期的化正文化移至江户，小说、歌舞伎、浮世绘、文人画等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商人文化。近现代（19世纪后期至今）明治时代江户幕府末期，天灾不断，幕府统治腐败，民不聊生。且幕府财政困难，使大部分中下级武士对幕府日益不满。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锁国达200余年的日本国门。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人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幕府统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才是日本富强之路。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展开了。在这场推翻幕府统治的运动中，萨摩、长州两藩武士起着重大的作用。1868年1月3日，代表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倒幕派，在有“维新三杰”之称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的领导下，成功发动政变，迫使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政权，并由新即位的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这就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日本从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1868年（明治二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并改名为东京。之后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日本国力逐渐强大。后来在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方面称“日清战争”）及日俄战争中打败中国北洋舰队，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大正、昭和时代与明治时代取得的历史性进一步相比，大正天皇被称为“不幸的大正”。大正天皇在位15年，政绩还不如明治，而且他一生为脑病所困，最后被迫让权疗养，由裕仁亲王摄政。1926年，裕仁登基，年号“昭和”，即昭和天皇。昭和时代前30年，对于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来说，是黑暗的30年。这时的日本政府致力于侵略扩张。1931年（昭和6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日军挑起“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昭和16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不仅给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痛苦的困难。这是日本历史以及中国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美军占领日本，改日本专制天皇制为君主立宪制，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征被保留下来。1972年（昭和47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开始执行“多边自主”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