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会计师判分规则

审计准则是判断注册会计师注意义务的基础，它发端于司法实践，在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司法实践的支持和肯定。中国审计准则的制订，履行的是一个立法程序；审计准则在中国具有法规的地位。法律赋予审计准则作为注册会计师注意义务判别标准的抗辩地位。尊重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是促进审计准则发展的前提。

一、审计准则的法律质

　　审计准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从2022年英国颁布《公司法》确立审计制度起，到20世纪中叶以前，注册会计师行业并无审计准则。审计是一门艺术，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运用职业技能和经验去判断和决策，审计准则会扼杀注册会计师们的自由和创新精神，妨碍注册会计师职业水平的提高。

　　从审计准则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审计准则是司法推动、公众参与、代表公众利益的部门SEC干预和注册会计师协会担纲综合作用的产物，是控制和衡量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质量的标准，其实质是社会公众（利益相关者）与注册会计师达成的社会化契约条款，是审计社会化契约的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服务是一种无形商品，其质量和公众公司公开的会计信息一样，其质量并非一目了然，会计信息和审计鉴证都是高度复杂和专业化的产品，利益相关者与注册会计师掌握的审计质量信息处于严重不对称的状态，那么怎样才在供需双方约定审计服务的质量呢？人们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现，一方面，通过制定审计程序规则，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行为，对审计过程进行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审计准则，确定衡量审计行为的标准，是约定审计服务质量切实可行的办法。
因此，审计准则在质上是一份约定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质量的契约条款。
首先，审计准则是在产生审计失败的典型事件后，在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中，司法推动下产生的，其内容本身就包含了社会公众的意志和要求；
其次，审计准则是在代表公众利益的的干预下产生的，其内容体现了公众整体的要求，在实施的过程中随时受到有关部门的。
第三，审计准则不断完善的过程是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过程，只有社会公众不断产生需求，推动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制，才有审计准则的补充和完善，并逐渐走向标准化；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为了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争取行业的发展空间，才不断完善审计准则。

二、过错与违约

　　传统民法中关于侵权责任的过错认定有主观过错说与客观过错说，对认定社会化契约责任的过错要素具有启发。主观过错说认为，过错是指行为人所具有的一种应受非难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行为人在心理上本应注意而不注意，以至于在伦理上道德上具有可受非难。针对审计来说，过错是指注册会计师本来应该尽到职业合理的谨慎，而故意或者疏忽大意而没有尽到职业谨慎。主观过错说是基于人类具有善恶、是非判断和辨认能力的哲学思想而形成的，认为过错反映的是人的主观状态，与违约行为不同，后者是指人的行为，因此，过错与违约行为是构成违约责任的两个不同的要件。客观过错说是以某种行为标准来判定行为人有无过错，过错并非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否具备应受非难，而在于其行为具有应受非难，至于什么样的行为是过错，法学上假设了一个“合理人”，这个合理人基于一定的职业和一定的年龄应该具备相应的勤勉与谨慎，如果这个合理人违反了他应具有的勤勉谨慎的注意义务，所作的行为即为过错，显然客观过错说中含有法学中通称的严格责任或绝对责任的内容。

　　过错的主观说和客观说都失之偏颇，任何过错都是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支配下的行为的过错，是主观心理的非难与客观行为的违反的统一。只考虑人的外部行为，而不关注其主观状态，不但无法探知行为人的过错本质，而且将不适当的扩大行为人的责任；而人的主观状态只有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才能被外界所认识。因此，过错是行为人不但为了法律和道德上不被认可的行为，而且其行为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应受到否定的社会评价和法律价值判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注册会计师违化契约的行为与注册会计师过错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不同质的概念，判断注册会计师的过错需要衡量其行为的规范，但注册会计师行为的规范不是判断注册会计师过错的唯一因素，还要根据具体状况，判断其行为是否应受社会道德和法律的非难。

　　而就审计准则的质而言，单纯根据审计准则，既不能判定注册会计师违约也不能判定注册会计师过错。审计准则作为审计社会化契约的质量条款，是通过对注册会计师行为过程的控制来控制审计质量的，审计的过程并不等同于审计的结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即使注册会计师严格执行审计准则，也不能完全保证审计结果与实际状况没有差错。因此，是否遵循审计准则，是认定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守社会化契约约定的质量条款，既不能认定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守了社会化契约的所有条款而不构成违约，更不能认定注册会计师是否存在主观过错。要判断注册会计师违约和过错，必须把审计准则与其他相关条件结合起来。

三、审计准则作为法定过错判定标准的消极后果

　　把行为的正当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钩，将过错作为确定违约行为的因素对待的，是英美法追究违约责任的通常做法，实质上是主张实行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一般来讲，采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比采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责任所承担的责任范围要大一些，而根据审计的法律关系，从法理上分析，注册会计师理应承担过错责任。注册会计师行业要与国际接轨，首先就要求审计准则达到国际水平。

　　另一方面，中国审计准则国际化以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随之国际化，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不可能一夜之间也“国际化”了。面对千奇百怪的潜规则凌驾在规范的游戏规则之上的经济环境，即使是有能力遵循国际化审计准则的注册会计师，自己尽到了勤勉尽职的注意义务，也很难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完成审计业务；或者，完成一个审计业务需要付出委托人根本不愿承担的巨额审计成本。为了实现利害关系人可以接受的审计成果，面对两难困境，注册会计师往往会在超前的审计准则与实际经济环境中艰难地平衡和选择，以求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次优解。这种次优解如果以“审计准则作为法定认定过错的标准”来衡量，勤勉尽责的注册会计师仍然会有“过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势必造成注册会计师的“法律难”。

定义：根据我国《审计准则》的定义：审计重要是指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中错报或漏报的严重程度，这一严重程度在特定环境下可能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或决策。其在量上表现为审计重要水平。

　　我们在理解这个概念时应从以下几方面把握：
1、判断考虑的角度是报表使用人。审计重要虽然是注册会计师作出的专业判断，但是其判断考虑的角度却是报表使用人。注册会计师在判断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中的错报或漏报是否重要，是以是否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或决策为依据的，而不是从被审计单位当局或注册会计师的角度考虑的。所以，注册会计师在作出审计重要的判断之前，必须在充分了解报表使用人的基础上评估会计报表使用者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错报或漏报的容忍程度。

　　2、对审计重要的判断离不开特定的环境。不同的企业面临不同的环境，因而判断重要的标准也不同。这个特定的环境包构企业的规模、所处的行业、企业所处的会计期间、会计报表使用者涉及的广度等。一般而言，企业的规模与其重要水平的相对比率成反方向，即，规模越大的企业，其重要水平的比率越低；会计报表使用者涉及的广度与重要水平成反方向，即和会计报表使用者涉及的广度会计报表使用者涉及的范围越广，其重要水平越低。

　　3、审计重要是对会计报表而言的。判断一项业务重要与否，应视会计报表中错报漏报对会计报表使用人所作决策的影响而言。若一项业务在报表中的错报漏报足以改变或影响报表使用人的判断，则该业务的错报漏报就是重要的，否则就是不重要的。

　　4、运用的领域是会计报表审计。审计重要只运用于会计报表审计中（即注册会计师审计），其对审计（即财经法纪审计）和内部审计都不适用。审计是为了评估被审计单位遵守法律法规的程度，对它而言，根本就不存在重要的判断，只要是错报和漏报都是重要的，不论其金额的大小和其质，因为只要它是错报或漏报，都违法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内部审计主要是为了测试对组织内部的经营活动和内部控制的适当、合法和有效。对它而言，也不存在重要的判断。

　　5、与可容忍误差之间的关系。实质测试的可容忍误差由注册会计师根据编制审计计划时对审计重要的评估确定。重要水平是审计人员工作质量的一个可容忍的范围，超过这个范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超过这个范围表明审计工作质量的下降。实际上，帐户层次的重要水平就是实质测试的可容忍误差。
我国《审计准则第10号—审计重要》第十二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合理运用重要水平的判断基础，采用固定比率、变动比率等确定会计报表层次的重要水平。判断基础通常包括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但是，迄今为止，都还没有哪个国家明确规定重要的量化标准。根据审计实务经验，通常有如下几种方法确定重要水平：1、税前净利润的5%—10%；2、资产总额的5%—1%；3、净资产的1%；4、营业收入的5%—10%；5、根据资产总额或营业收入两者中较大的一项确定一个百分比。前四种方法统称为固定比率法，后一种方法又称为变动比率法。注册会计师在对重要水平作出定量分析时应把握如下三个原则：①选择的判断基础要合理。如果被审计单位的净利润为0，则不能选择净利润作为判断基础；如果被审计单位的本年利润变动较大，则不能选择本年利润作为判断基础；如果被审计单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则不能选择资产总额或净资产作为判断基础。②选择的判断比率要合理。大规模企业的重要水平比率要比小规模企业的重要水平比率要低。③如果同一期间各会计报表的重要水平不同，根据谨慎原则，注册会计师应当取其最低者作为整个会计报表的重要水平。例如，A企业是一间从事高科技产业的上市公司，2022年其净利润为100元，营业收入为20220元，资产总额为100万元，净资产为50万元。根据判断重要水平的原则，我们可以选择营业收入作为确定利润表层次重要水平的判断基础，比率为8%，选择资产总额作为确定资产负债表重要水平的判断基础，比率为5%，于是判断利润表的重要水平=1600元（20220*8%）、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水平=5000元（100万元*5%）。又根据判断原则③，我们应把整个报表层次的重要水平定为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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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范围内财务舞弊与审计合谋案的发生，使得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的治理问题成为职业界内外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但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一方面多数研究成果仍停留在对注册会计师没有恰当遵循职业道德的声中，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取得广泛共识，甚至对注册会计师是否作到了诚信执业还处于相互对立的模糊判断之中。本文撇开对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循了职业道德或是否值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讨论，将论题转向一个更为基础、更为根本且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学术界和职业界重视和说明的问题，即“作为一名注册会计师，我为什么要遵守职业道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理论上有助于搞清楚注册会计师与职业道德的内在关系，实践中可以增强注册会计师遵守职业道德的内在主动，从而避免空洞说教的乏力和一味强调“乱世用重典”、依靠外力强制推行的阻力。

　　一、引言：注册会计师的社会角定位、审计期望差与道德困境

　　1、审计是一种减少而非消除社会公众决策风险的信任机制。现实世界最大的特是环境的不确定和风险，对于社会公众的经济决策而言，直接的担忧则是决策信息的可靠问题。受制于能力、地域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公众对企业信息的甄别主要依靠注册会计师的鉴证作用。这里，作为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注册会计师承担了作为第三者的中介鉴证角。于是，信任变得重要起来。为应对不确定和不能控制的未来，信任变成了社会公众行为的一种适应复杂商业环境的简化策略，对某人表示信任，就意味着预期被信任人会采取他所期望的行为方式，从而可以消除未来的不确定和风险。也就说，信任者借助信任卸下了无法承担的复杂（卢曼，2022中译本，P84）。对社会公众而言，审计正是这样一种减少其决策风险的信任机制，这也正是审计需求产生的社会学动因。但作为社会分工的一部分，注册会计师存在的价值在于其所减少的经济的风险大于由于其存在而增加的成本，从而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益的。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可以帮助报表使用人减少决策风险，却决不能消除决策风险。

　　2、社会公众理想化的审计需求与现实制度安排下的审计有限供给导致“审计期望差”的产生，并进而使注册会计师陷入道德困境之中。寄予信任，即下赌注于他人未来行动的不确定和不可控制，总是伴随着风险（Kollock，1994）。由对受托人的不信任而引发了注册会计师职业，但作为一种减少社会公众决策风险的信任机制的审计的出现，本身又会引发一种新的风险，即对注册会计师的信任风险。作为被信任者，注册会计师必须承担按社会公众的预期来行为的承诺，若这一承诺的行为不能得到全面恰当的履行，信任风险就必然显现了。为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注册会计师这一职业被赋予了一系列职业特征，以便确定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制约一名会计师的行为，以及什么是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内在社会责任。借鉴Huebner（1915）提出的专业人士所具备的特征，注册会计师核心的特征可以表述为，摈弃绝对自私的商业观和时刻牢记社会公众利益。而满足这一特征的条件和要求是注册会计师必须恪守、客观、公正的价值观。这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将自己交付给一个职业并对那个职业作出承诺的时候，他就承担了伦理责任，需要遵循一种调控从业者与客户、同事和公众关系的行为标准，还要承担这一关涉公众利益的职业的内在社会责任（杜斯卡，2022中译本，P67）。这也正是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职业的期望。

　　然而，现实中，注册会计师职业环境不断变化，致使注册会计师在特定情形下对职业道德的判断变得极其复杂。一方面由于审计委托关系的扭曲，使得注册会计师恰当履行职责遭遇了外部压力，另一方面从对注册会计师应该对社会公众、委托人和同事三方关系人承担道德责任的角度看，对公众负责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有时这会压倒会计师对委托人或聘用人承担的义务。处于这样一种商业环境中并受社会通用商业规则的影响，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有时并不能作到完全、客观、公正。事实上，作为注册会计师“职业信条”核心的本身经常表现出“相对、概率、风险”的经济质（崔宏、刘尔奎，2022），从而使得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行为表现低于社会公众的理想期望，于是“审计期望差”产生了。“审计期望差”的存在反过来又将注册会计师置身于一种道德困境之中：到底该采取何种行动，才是符合或更加符合职业道德要求的行为，同时实现自己要追求的经济利益？

　　二、注册会计师前道德行为判断：普遍化原则与规范形式

　　1、前道德行为判断的一般基准——普遍化原则。自古以来，哲学家和道德主义就一直表达这样的思想：伦理行为是指从较普遍的视角来看是可接受的行为（辛格，2022中译本，P11）。这样，判断将要采取的行为是不是符合道德要求，是不是道德行为，必须确认该行为不但是行为者自己接受或认可的行为，同时也应是其他人、特别是受该行为影响的其他人所认可或接受的行为。也就是说，在判断行为的道德属时应学会“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行为者想要基于道德理由去捍卫自己的行为，就不能只是强调该行为对于自己的好处，该行为者必须能够在众人面前坦陈理由，并获得众人认可。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多大程度上照顾自己的利益，也要在多大程度上照顾他人的利益。按照康德的公式来表达就是，“只按着那种你同时也想望它变为普遍规则的准则而行为”。道德要求我们超越你、我、他，达至普遍法则，做出可普遍化的判断，也就是要站在不偏不倚的旁观者或理想观察者的立场。既然承认道德判断必须出自普遍的视角，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不能够仅仅因为自己的利益，其重要就超过别人的利益。这样，虽然我有照顾自己利益的本，一旦我们进行道德思考和判断，就要求把这种关照推广到别人的利益。如果说，即使把我与他人的立场互换，我也会接受自己做出的判断，那就意味着，我的判断是可以从普遍视角进行规定的判断，因而我的判断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判断。

　　2、普遍化原则下判断注册会计师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的具体形式——规范或准则。为减少注册会计师个体进行前道德行为判断的困难和不同个人可能出现的判断偏差，职业团体通过制定职业道德规范（或准则）为注册会计师遵守职业道德提供了一个前道德行为判断普遍化原则下的具体作准绳。这里，职业道德规范或准则体现了职业界集体的智慧，代表了得到共同认可的处理方式，代表了一种解决普遍存在的判断问题的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每一项规范或准则条文要求都是个人道德意见或道德判断的替代品，而这也正是道德规范或准则存在的意义。在论述财务报告中的职业判断特时，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在《财务报告中的职业判断》的报告中指出，准则的功能是指导职业会计师的判断，准则所得到的对报告问题的解决方法，应该比职业成员按他们自己的判断所能得出的解决方法更好；除了影响特许会计师的判断之外，准则存在的另一原因是减少他人做出判断的风险，通过为判断设定一个底线，准则提高了判断的平均质量。这些论述虽然是针对财务报告中的职业判断做出的，但其完全适用于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判断。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或准则就是注册会计师判断自己的职业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的“普遍化原则”的规则化。那么，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或准则对注册会计师的约束力如何呢？

　　三、职业道德规范的法律质：为注册会计师的道德判断立法

　　1、一般道德、职业道德与法。以往的论述多将职业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作为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与法律进行对比，否认职业道德本身就是法的质。认为二者的区别主要是，道德不是强制执行的，而法是强制实施的。实际上，这不仅混淆了道德与职业道德的区别，而且也并没有厘清法与道德的区别。实际上，道德也是一种强制规范。因为所谓强制，乃指人不得不放弃自己意志而服从他人意志的力量。当一个人被迫采取行动以服从于另一个人的意志，亦即实现他人的目的而不是自己目的时，便构成强制（哈耶克，1997中译本，P1）。但法与道德所依据的强制力量大小不同，道德或说一般道德只具有最弱的强制：强制。而法则具有广泛的强制：从最弱的强制到最强的肉体强制。但强制依据是否得到社会或组织的认可，又分为权力与力量，那些得到认可的强制也就是权力，合法的权力。而得不到认可的强制则不再是一种权力，而只是一种力量（迪韦尔热，1987中译本，P117）。道德与法的区别根本的还在于有无这种特殊的强制，即权力。

　　正如王海明（2022）所说，权力是仅为者拥有且被社会承认的迫使被者服从的强制力量。这样，从权力是仅为社会者所拥有的迫使人们不得不服从的力量方面来看，权力具有必须，是人们必须服从的力量；从权力是社会承认、大家同意的力量方面来看，权力具有应该，是人们应该服从的力量。合而言之：权力是人们必须且应该服从的力量。从上述的权力质不难看出：法是权力规范，是应该且必须如何的行为规范，而道德则是非权力规范，是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行为规范。而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正处其中：一方面，职业道德具有一定的权力强制质，职业组织或者从全体会员的授权中获得了一定的权力，或者直接受的委托进行行业而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力。这样职业道德就具有了必须并且应该如何作为的质，当然这种强制是对职业界人士而言的，对职业界外部其他人士并没有强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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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审计准则也叫一般公认审计准则（GAAP），是由民间机构（一般是执业会计师协会）制订的行业标准。在中国，审计准则是否仅是一种民间机构颁布的行业标准呢？《注册会计师法》第35条规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依法拟订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规则，报门批准后施行”。可见，中国审计准则的法律渊源是行政规章。同时，从《注册会计师法》第21条第一款的“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第二款的“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出具报告时，不得有下列行为……”，第三款的“对委托人有前款所列行为，注册会计师按照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的，适用前款规定”，以及第42条的“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等法律条文中可以清晰看出，《注册会计师法》已对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民事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如果注册会计师由于“明知委托人……而不予指明”，则属于民法上过错责任原则中的“故意”，应承担《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规定的责任；如果注册会计师“按照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的，适用前款规定”，则属于民法上过错责任原则中的“过失”，也应承担《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规定的责任。
对于虚假报告的认定，法律界认为只要是与事实情况不符的报告就是虚假的报告。对于过错的认定，民法上的过错可以分为故意与过失。故意不用多言，主要是过失。法律上的过失就是“应该预见到损害结果会发生，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预见到但轻信可以避免”。如果注册会计师应该预见到客户的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而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可见，矛盾的焦点是注册会计师是否“疏忽大意”。
显然，法官判定会计师事务所应承担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是注册会计师在应该预见到损害结果会产生的情况下是否疏忽大意，而正是对这种注册会计师职业行为中的“是否疏忽大意”作出的自由裁量导致法官偏离了审计准则。
如何确立审计准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权威
由于巨大的受托责任，注册会计师执业必须严格遵守审计准则，脱离了审计准则来判断一个注册会计师是否尽了应有的职业关注，是否存在过失是与法律的公平精神相背离的，也是与审计这种制度安排相背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审计准则本身是否作为一种法律渊源（如行政规章）存在似乎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能否作为一个社会规范来衡量注册会计师是否尽了应有的职业关注，是否存在法律上的过失。因此，确立审计准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权威意义重大。
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积极阶段，迫切需要、客观、公正的注册会计师审计来保障。而审计准则正是对注册会计师执业的保障。虽然《注册会计师法》对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进行了明确界定，但是由于司法实践对审计准则的无意偏离，导致审计准则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行业规则，即不管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守审计准则，如果发表了不恰当意见，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审计制度最大的悲衰。那么如何确立审计准则应有的法律权威呢？因此，《注册会计师法》也应对注册会计师是否存在过错作出进一步界定，同时应尽快出台关于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在什么情况下承担法律责任的司法解释。随着注册会计师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口袋也越来越“深”，在部分司法实践偏离《注册会计师法》的情况下，作为一部规定整个审计制度的实体法，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实施细则来保障注册会计师的权利，审计制度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率的功能将受到严重制约。这一点自从最高人民56号文发布后就显然相当迫切，这也是限制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最直接的方法。
此外，在司法实践上，可以借鉴司法会计鉴定、医疗事故司法鉴定设立一个审计司法鉴定，请的专门人士来判断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循了审计准则，是否尽了应有的职业关注。而在审计准则的制定上，也可从立法、司法角度多加考虑。作为判断注册会计师是否保持了职业关注的标准，审计准则应该经得起当庭质证的考验，而不是简单地从规范化、标准化的角度来考虑，更不是简单地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保证执业质量，明确执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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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予指明”，则属于民法上过错责任原则中的“故意”，应承担《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规定的责任；如果注册会计师“按照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的，适用前款规定”，则属于民法上过错责任原则中的“过失”，也应承担《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规定的责任。

　　对于虚假报告的认定，法律界认为只要是与事实情况不符的报告就是虚假的报告。对于过错的认定，民法上的过错可以分为故意与过失。故意不用多言，主要是过失。法律上的过失就是“应该预见到损害结果会发生，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预见到但轻信可以避免”。如果注册会计师应该预见到客户的财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而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可见，矛盾的焦点是注册会计师是否“疏忽大意”。

　　显然，法官判定会计师事务所应承担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是注册会计师在应该预见到损害结果会产生的情况下是否疏忽大意，而正是对这种注册会计师职业行为中的“是否疏忽大意”作出的自由裁量导致法官偏离了审计准则。

　　如何确立审计准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权威

　　由于巨大的受托责任，注册会计师执业必须严格遵守审计准则，脱离了审计准则来判断一个注册会计师是否尽了应有的职业关注，是否存在过失是与法律的公平精神相背离的，也是与审计这种制度安排相背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审计准则本身是否作为一种法律渊源（如行政规章）存在似乎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能否作为一个社会规范来衡量注册会计师是否尽了应有的职业关注，是否存在法律上的过失。因此，确立审计准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权威意义重大。

　　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积极阶段，迫切需要、客观、公正的注册会计师审计来保障。而审计准则正是对注册会计师执业的保障。虽然《注册会计师法》对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进行了明确界定，但是由于司法实践对审计准则的无意偏离，导致审计准则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行业规则，即不管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守审计准则，如果发表了不恰当意见，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审计制度最大的悲衰。那么如何确立审计准则应有的法律权威呢？因此，《注册会计师法》也应对注册会计师是否存在过错作出进一步界定，同时应尽快出台关于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在什么情况下承担法律责任的司法解释。随着注册会计师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口袋也越来越“深”，在部分司法实践偏离《注册会计师法》的情况下，作为一部规定整个审计制度的实体法，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实施细则来保障注册会计师的权利，审计制度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率的功能将受到严重制约。这一点自从最高人民56号文发布后就显然相当迫切，这也是限制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最直接的方法。

　　此外，在司法实践上，可以借鉴司法会计鉴定、医疗事故司法鉴定设立一个审计司法鉴定，请的专门人士来判断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循了审计准则，是否尽了应有的职业关注。而在审计准则的制定上，也可从立法、司法角度多加考虑。作为判断注册会计师是否保持了职业关注的标准，审计准则应该经得起当庭质证的考验，而不是简单地从规范化、标准化的角度来考虑，更不是简单地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保证执业质量，明确执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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