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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11
中国古代小朝代共有六七十个，大点的朝代也有十几个，大一统的朝代一般认为不足十个，比如秦朝、西汉、东汉、西晋、隋朝、唐朝、元朝、明朝、清朝。北宋算不算大一统的朝代，是有争议的。一般更多人认为北宋属于局部统一的朝代。也有人称宋辽西夏对峙时期为后三国时代（区分于曹魏、蜀汉、东吴的前三国）。跟这九个公认的大一统朝代比，宋朝统治面积确实相对较小，可以说是相对弱小，但两宋统治时间却达319年，超过这9个大一统朝代。不过如果跟这9个大一统朝代以外的朝代比，宋朝就不一定弱小啦。尤其是为人称道的经济文化领域，宋朝与这这9个大一统朝代相比都未必逊色。包括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科学成就、文化成就、社会开放程度，宋朝都是首屈一指的。说宋朝弱小的，主要是认为宋朝军事实力弱小，认为宋朝打不过辽国，也没能灭掉西夏。宋朝军事实力相对保守，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一则他的敌人太强大，二则开国皇帝死的太突然，未能完成国家大一统，三则运气不好。一般人通常会把北方游牧民族的实力当成同一水平，但其实是有差别的。赵匡胤黄袍加身时，契丹已经立国三十余年，正是气势如虹的时候，甚至辽皇耶律德光在五代后唐时期还攻占了首都开封（那时候赵匡胤出生没多久），并在开封登基称帝。并且契丹（辽国）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完整的官僚统治制度的少数民族，国祚209年，必须多中原汉人王朝都久，原非匈奴、突厥等游牧政权可比。以至于像俄语称中国都是契丹。二则，在太祖赵匡胤时期和太宗赵光义前期，都是宋朝压着周围的国家打，灭荆南，灭楚，灭南汉、灭蜀，灭南唐，灭北汉，攻下辽国数十州县。只不过由于太祖赵匡胤五十岁就突然暴毙，赵光义继位不正，本身为文官出身，在军队没基础，所以过于急功近利想建立军功，以至于帅疲惫之师攻打幽云十六州时，高粱河之战大败亏输，将赵匡胤留下的南征北战灭国精锐损失殆尽，赵光义本人都被射伤，一个人骑着毛驴逃跑。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赵光义想在军队建立威信，却由于自身短板无法获取军队信任，甚至在高粱河之战赵光义失踪期间，剩余的军队还想拥戴赵匡胤的儿子继承皇位。这对赵光义带来极大的威胁，也让他对军队产生极大的不信任。因此赵光义开始重文抑武，通过扶持大批文官集团压制武官集团，以确立自身的统治地位。这才逐步确立宋朝的收缩的政治基调。说运气不好，主要就在于几个方面。1，建国基础太差。宋朝是建立在中国历史最混乱黑暗的两个时期之一的基础上的，即五代十国（另一个最混乱的时期是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在七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5个朝代，十余个国家的统治，可谓纷乱至极。中原人口十不存一。武将有点地盘有点兵的就敢称王称霸，相互杀戮，不可一世。以至于像后周世宗柴荣御驾亲征时，大将军都敢在皇帝眼皮子底下率军逃跑，在皇帝大胜之后还敢回来邀功。这个背景也导致宋朝社会对武将普遍的防范心理。赵匡胤本身就是行伍出身，身经百战，他尚有自信杯酒释兵权，但赵光义一介文官出生的，就没这个信心啦，尤其还差点死在高粱河之战的。2. 遇到的敌人恰好出于全盛时期。宋朝与辽国正面对碰的时候，恰好也是辽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辽景宗、辽圣宗都是辽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明君，更有耶律休哥、韩德让等一批名臣名将护佐。3. 宋朝时期，天灾太频繁啦。北宋、南宋期间较大的自然灾害有874次。其中水灾193次，旱灾183次，雨雹灾101次，风灾93次，蝗灾90次，歉饥87次，地震77次，疫灾32次，霜雪灾18次。两宋灾害频度之密与唐代相若，但强度与广度则更有过之。在这样的基础上，宋朝能立国319年，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开明，经济发达。一则宋朝皇帝普遍仁慈爱民，不杀士大夫，比如寇准外放州郡时光明正大的穿黄袍见客喝酒，皇帝管都不管，只让宰相写封信骂他一顿。比如只要发生灾荒，宋朝就将灾民编为厢军，由国家供养。这也促使士族百姓对朝廷认可程度相对较高，社会风气开明，百花齐放。所以宋仁宗去世时，老百姓都主动的跑到皇宫门口祭拜。南宋崖山海战战败后，十余万军民跳海自杀殉国。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三个都是宋朝的。宋朝财政收入最高时达到年入一亿贯，远超其他朝代，并且这其中超过70%都是商业税收。并且宋朝军事实力虽然不突出，但也没到烂泥扶上墙的程度。所以澶渊之盟时，宋军能射杀辽军大将萧达凛，合围辽军，吓得萧太后和幼年的辽圣宗瑟瑟发抖。宋朝的床子弩和神臂弓就是冷兵器时代的导弹，并且还有专门制造火药热兵器的火药作。宋朝对外的保守弱小，更像是仁慈爱民下的不思进取。相比于每年上亿贯的收入，不如拿几十万出去买和平，大家舒舒服服安生过日子。不然一场战争下来，军费耗费就不是几十万能抗的住的，没个上千万都不好意思开口，更不用说不管输赢都要死一大批老百姓啦。
记住了你爱崔喆记下了我爱崔喆
北宋确实很富有，看看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就知道了。以下摘录《东京梦华录》部分章节东京梦华录卷五：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二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供送，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 “二五百两银器”可以留在人家过夜，现在酒店有这么阔么？明朝时50两就可以买个中等宅子了。建议你看一看《东京梦华录》，看完才知道什么叫奢华。）说北宋最富一点不过分。但由于冗官冗兵等原因造成了国家财政困难。军队人数巨大。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太祖开宝年间，禁、厢军部数为三十七万人；太宗至道年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天禧年间为九十一万；仁宗庆历年间为一百二十五万；到此时，神宗皇帝登基前不久，已经到达一百四十万有零。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泊好汉——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所教练的八十万禁军，盖源出于此。帝国禁军属于中央正规军，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通扯合计为每人五十缗钱。这里的缗，指的是一千钱，作为钱币的计量单位时，和贯的意思差不多。以当时的购买力折算，五十缗大约不到今天的一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厢军则为地方部队，其士兵的军饷军粮还要再少一些，大约为三十到三十五缗，约合今日的六千元人民币左右。这些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损耗、管理等等。因此，到神宗皇帝登基时，每年军费开支约四千八百万缗，时人估计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保守的。军队人数众多，并不一定与能打仗呈正相关的关系。相反，冗兵与以文制武的国家政策和军事制度相结合时，战斗力便根本无从谈起。于是，大宋帝国军队极少打胜仗的灰败纪录也就自不待言。积弱之说盖出于此。而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则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据说，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为了安排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来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我们另一个很熟悉的形容词，叫做“叠床架屋”。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出大宋帝国灿烂的经济文化之花时，也耗费了以千万计的俸禄。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帝国正式在编的官员，和——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缗钱。其中，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括：正俸，相当于基本工资；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工资；职钱，相当于职务工资；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补贴；还有七十个人的随从衣粮，相当于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大约为一万缗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出息，大约相当于今日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我们知道，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可远远不止三、五个人。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大约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节度使待遇的人，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五倍以上。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部分史家倾向于相信，北宋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之间。上述官、兵两项，已经开支六千万缗；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大约为每年七百二十万缗；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但是，还有必须花的几笔钱：祭祀天地祖先的费用是：景德年间六百万，皇祐年间一千二百万，几年前的治平年间，四年不到是一千三百万；最后还有两项令帝国君臣最不好意思的开支：每年必须“赏赐”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必须“赏赐”给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匹银绢，两项合计七十五万五千两匹银绢。这笔钱数目不算大，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多一点。不过，每当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灰恶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但令帝国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格外闹心。积贫之说，盖源出于此。
别拿你的嘴脏了我的唇
宋朝时期开封人口超过100万，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世界之最。另，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洛阳、杭州、扬州、成都、广州、福州、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其时，欧洲最大城市也不过十几万人口。 北宋时期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战国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金，七朝古都。北宋时期，定为都城，发展达到了顶峰，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汴梁由皇城、内城、外城组成，外城周长50里165步（宋代三百步一里，1步=米），约为华里。人口150余万，相当于今日开封市的三分之一人口。 汴梁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舍”（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南宋时期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北宋时，杭州就已经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大词人柳永在《望海潮》说，“钱塘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到了南宋，作为一国之都，临安城人口迅速积聚。临安府九县上户口的人就有124万，而同一时期（公元13世纪），伦敦只有2万人，巴黎有4万人，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不过10万人口。南宋初期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临安人口为“户二十六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万二千五百零七”；到南宋末年咸淳年间（1265~1274年），已增至“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这是临安府九县的户口总数。这还不包括不下十万人的军队人数，以及为数众多难以统计的流动人口。庞大的城市人口，可以从当时临安城的粮食消费量上得到佐证。《梦粱录》云：“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武林旧事》统计：“宋时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临安城里最大的综合性中心商业区，当属御街。全国各地名产皆集散于此，商贾穿梭往来，一派繁盛。从皇宫北门和宁门外（今万松岭南侧的凤凰山脚路口）出来，沿着御街，两侧商肆林立。除了御街外，专业性的集市和商行遍布于城内外。竹竿巷，南宋时杭城编篱插花之细竹在此集市而得名；马市街卖马、皮市巷卖毛皮、菜市桥是蔬菜集散中心……而与清河坊毗连的高银街，是南宋著名的珠宝市场，买卖动辄以万贯计，故得名。 中国古代的人们,根据每年气候节序的变化及生产、生活、文化娱乐的需要,形成了许多传统的民俗节日。在这些节日里,举国上下,人们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或游戏娱乐、或祈求祝福、或祭祀祖先、或供奉神灵,内容相当丰富多彩。 到了北宋,随着当时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商业贸易的日益繁荣,各节日活动的内容也愈来愈多,而作为当时全国玫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节日自然过得更加隆重、欢快,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时东京人每年要过的节日很多,诸如元旦、元宵、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等,在以上众多的节日中,“都城以冬至、元旦（春节）、寒食为三大节’,宋廷规定各放七天假，其中休务五天。另外，圣节、上元、中元各三天，休务一天。春社、秋社、上巳、重午（端午）、重阳、立春、立夏、三伏、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各放假一天。夏至、腊日，各放假三天。诸大祀，皆假一日。节日过得格外隆重。宋朝时期娱乐业极为普遍，十分发达。 瓦市娱乐场所称为瓦舍，也就是大型文艺演出的场所，多位于人流量大，繁华热闹的地方，利于宣传和盈利。瓦舍又分为许多勾栏（用栏杆围成圈，以幕布围起来），一个大型瓦舍里多达五十余座勾栏，可容纳数千人之众。每个勾栏里演绎的节目也不同，诸如有说唱（话本）、曲艺、杂技（踏索、吞铁剑）、傀儡戏、口技、相扑、耍猴等等。娱乐业遍地开花，从官方到地方，从民间到军营，无处不在。时殿前都指挥使（首都戍卫部队司令）杨和王，他在军营里面弄了个瓦舍，招揽一大批民间艺人和歌舞演员，没事就搞文艺演出，慰问军队。 据各种史籍记载，南宋临安城有瓦市二十多处，积善坊巷、后市街、乌龙巷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娱乐场所，其中位于今众安桥南的北瓦规模最大，《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分别演出杂剧、杂技、相扑、傀儡戏、说书、讲史等，昼夜不辍。瓦子的初夏，是经济繁荣的表现，瓦子的存在，增添了城市的生气。歌曲娱乐业中，大众娱乐极为发达，突出表现在词上。宋时，诗才是纯文学。词属于市井俚曲，靡靡之音，乃低俗艺术，跟今天的流行口水歌是一个性质。当时最著名的词作家不是苏东坡，而是柳三变。他“奉旨填词”，但凡有井水的地方必有柳永歌词。词亦有职业演唱者，就是歌妓，她们是最早的流行音乐人。 小唱耐得翁《都城纪胜》云：“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 这种演唱一般是歌者一人执拍板清唱，有的也用若干简单乐器如筚篥、琵琶、箫、笙、方响等伴奏。歌者有男有女，但以女性为主，宋人且以女性演唱为本色。 “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从市井勾栏瓦合的商业表演到皇家宫廷宴会、官府宴会、士大夫雅集宴会，以至于士人家宴，无不采用。《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京瓦伎艺有“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这都是擅长“小唱”的著名歌妓。 “小唱”这种唱词形式大受听众欢迎，在勾栏伎艺表演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商业性质也非常鲜明。 嘌唱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载北宋徽宗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时，有“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在汴京瓦肆中活动。在北宋末年，“嘌唱”已经与杂剧、说话等伎艺一起，成为瓦肆勾栏和上流社会中一门很重要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了。 所谓 “嘌唱”，南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卷九中说:凡今世歌曲，比歌郑、卫又为淫靡，近又即旧声而加泛滟者名曰嘌唱。对于“嘌唱”的这种演唱特征，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中也曾经记载说: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 一方面“嘌唱”有鼓板等乐器伴奏，显得很热闹，另一方面，“嘌唱”在演唱方面又“驱驾虚声，纵弄宫调”（即添加“泛艳”），显得纵情恣肆，声乐结合起来，自然给人一种急管繁弦、活泼恣纵的“淫靡”之感，但它贴近市民的现实生活，以至于“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即为一类），成为在瓦肆勾栏和街头巷尾广泛流行的一种歌唱艺术。 杂剧杂剧，是在宋金时期诸宫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样式，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 宋代“杂剧”逐渐成为一种新表演形式的专称；这一新形式也确实称得上“杂”的，包括有歌舞、音乐、调笑、杂技，它分为三段：第一段称为“艳段”，表演内容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说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杂扮、杂旺、技和，表演滑稽、调笑，或间有杂技。代表人物有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等。 傀儡戏用木偶来表演故事的戏剧。表演时，演员在幕后一边操纵木偶，一边演唱，并配以音乐。根据木偶形体和操纵技术的不同，有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线木偶等。 木偶戏是由演员在幕后操纵木制玩偶进行表演的戏剧形式。在中国古代又称傀儡戏。中国木偶戏历史悠久，三国时已有偶人可进行杂技表演，隋代则开始用偶人表演故事。 《东京梦华录》中已载有『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等名目。《梦粱录》：”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如悬线傀儡者，起于陈平六奇解围故事也，今有金线卢大夫、陈中喜等，弄得如真无二，兼之走线者尤佳。更有杖头傀儡，最是刘小仆射家数果奇，其水傀儡者，有姚遇仙、赛宝哥、王吉、金时好等，弄得百伶百悼。兼之水百戏，往来出入之势，规模舞走，鱼龙变化夺真，功艺如神。“ 影戏影戏，亦称“ 影灯戏 ”。用纸或皮剪作人物形象，以灯光映于帷布上操作表演的戏剧，是东方一种优美的民间戏曲艺术，中国被誉为“影戏的故乡”，起源于唐、五代，繁荣于宋、元、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宋高承 《纪原·博弈嬉戏·影戏》：“ 少翁 夜方帷，张灯烛。帝坐他帐，自帷中望见之，彷佛夫人像也，盖不得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 宋 灌圃耐得翁 《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 清 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封台》：“影戏借灯取影，哀怨异常，老妪听之，多能下泪。” 鲁迅 《集拾遗补编·书苑折枝》：“我尝疑现在的戏文，动作态度和画脸都与古代影灯戏有关。” 旅游业《朝京里程图》，驿路商店有售，价格便宜，童叟无欺。这是南宋时期出现的，与今日导游图类似。图上标注了风景区的客栈、餐饮店、厕所等，大大方便了人们出游。宋代旅游业也有一定规模，各大城市经常举办“旅游节”，招揽游客，譬如开封的菊花节、洛阳的牡丹花节。洛阳牡丹花节时，比过年还热闹，城中所有居民，上到达官贵人，下到贩夫走卒，皆插花。此节日一直持续到花谢为止。 色情行业宋朝色情业空前发达。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本来是女歌舞演员，由于从事歌舞音乐的乐户毫无地位，逐渐沦为性工作者。有宋一代，名妓林立，她们分别是：刘娥、甄金莲、谢玉英、琴操、李念奴、朝云、宇文柔娘、敫桂英、苏小卿、阎惜姣、谢素秋、李师师、花想容、莘瑶琴、梁红玉、谭意哥、严蕊。 东京汴梁近一万家风月作坊，成为一大税收支柱产业。不仅有女妓，还有男娼。很多落魄子弟，不思进取，甘心卖肉。这种特殊风月作坊，时称“蜂窠”。宋徽宗政和年间，官方出台告示禁止，“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24062元RMB）。”女娼不能禁何况男乎？所以政令渐渐失去作用。南宋时期，此风更甚，临安新门外一带就是著名的男娼区。南宋著名词作家周密惊呼：“败坏风俗，莫此为甚！”北食北朝的肉食以羊肉为主。馒头、包子、饼是北方人的主食，虽然南食及川饭在汴京流行，但并没有影响北食的主导地位。汴京有许多北食店如徐家瓠羹店、马家羹店、史家、桥头贾家瓠羹店，都是以卖羹为主的食店，《东京梦华录》记载，头羹、石髓羹、石肚羹等等。馒头有“在京第一”的万家馒头、孙好手馒头，包子有王楼山洞梅花包子、鹿家包子等包子馒头店，吃食有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名目。另外还有油饼、胡饼店，这些饼店的规模很大，而制作也非常专业化。《东京梦华录》卷四《饼店》云：凡饼店，有油饼店、胡饼店。若油饼店，则卖蒸饼、糖饼、装合、引盘之类。胡饼店则卖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髓饼、新样满麻。……唯武成王庙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 南食南方人吃鱼多，临安城内外的鱼店，不下一两百家。南食店所售，则有鱼兜子、桐皮熟脍面、煎鱼饭等等，这些饮食店，“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称呼坐次，菜蔬精细，谓之造斋，每碗十文，面与肉相亭，谓之合羹，又有单羹，乃半个也。旧只用匙，今皆用箸。”这些南食店以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而相国寺之北甜水巷内的“南食最盛”。 川饭至于川饭店所售，则有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煎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等等。 小吃汴梁美食多奇妙，北宋京都著名小吃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薛家羊饭、梅花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奶酪、段家熝物、石逢巴子肉。南宋有宋五嫂湖上鱼羹、李七儿羊肉、王家奶房、宋小己血肚羹等。这些是纯粹的老字号，非北京全聚德、六必居可比。 酒楼开肆三万家，店铺栉比鳞次，各有特色。普普通通的酒肆饭店里，均配有“茶饭量酒博士”，类似迎宾服务点菜员，看人下菜碟儿。见年少多金的主儿，则给客人提供特殊服务，当然茶饭量酒博士是有提成的。酒肆俨然成了一种多功能场所，如下等妓女，不呼自来，在此谋生活。大宋色情业异常发达，并且合法化，类似酒肆提供色情的，比比皆是，见惯不怪。唯独州桥炭张家、奶酪张家不提供这种服务，卖酒就是卖好酒，召妓尽管去杨楼、丰乐楼。 开封餐饮业最为发达，酒楼林立，大的叫正店，小的叫脚店（或角店）。时开封有正店七十二家，脚店上万家。坐落于东华门外的樊楼为七十二正店之首。樊楼共五座楼，每座楼三层结构，装修绝对是开封最豪华的，可容纳酒客上千人。规模宏大，直逼皇宫，相当于现在的星级酒店。 饮酒宋代禁止私人酿酒，官方专卖。正店有酿酒权，脚店没有这个权利，必须到官方去买酒曲，然后自己酿造，京都开封官方就是这么干的。北宋末，全国有203种酒，开封王公贵族占27种，开封府占28种，最好的酒是内库法酒，天下第一，仅存皇宫。酒不是烧酒，也不是蒸馏酒，与啤酒酒精度差不多，所以可以大碗喝酒。如《水浒传》中“武松打虎”前后喝了十八碗酒，你让他喝65°的烧刀子，三碗准趴下耍猴拳。 大相国的和尚卖肉一点儿不新鲜，有些没啥手艺的和尚，干脆联合起来经营猪肉生意，美其名曰“烧猪院”。带头的是慧明和尚，这货不好好念经专门研究烹饪做菜，尤其以做肉菜，色香味俱全，名动京城，一时间成了开封妇孺皆知的美食大师。 新兴行业文化商品也形成了行业，诸如诗词、卖字、卖酸文，尤以“卖酸文”最具特点。此乃要求甚高的文章，应情应景，即兴创作，并且用词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能来点幽默调侃就更好了，文章内容通常由消费者指定。譬如几个杀猪的暴发户聚在一起喝酒，想把此次“群贤毕至”的盛况书写成卷，让后世追忆敬仰。直接找卖酸文的，30文钱一篇。附庸风雅，聊以自慰。其实宋代的房价很高。以开封为例，宋朝鼎盛时期，开封市区人口当有百万(不含乡村及属县人口)，导致住宅紧缺，一房难求。翰林学士王禹偁在《李氏园亭记》里提到开封地价：“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一尺地一寸土，价比黄金。 据河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胡建华先生的研究：绍兴二十八年，平江府造瓦房12000余间，平均造价每间10贯；乾道六年，临安府(南宋都城地区)造禁军营房2000间，平均造价每间18贯。 这样的造价，再加上适当利润，最终卖价不难想象。 为缓解供求矛盾，保障臣民正常生活，稳定社会，大宋政府曾特意推行“廉租房”制度：由工部负责，用国库拨款修建大量官房，再廉价向臣民出租，而管理工作(招赁、收租和维修等)则由“店宅务”专司负责。这种做法起始于东京，之后陆续推广到各州县，并一直延续到南宋。 大宋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不仅在正常年景下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在灾荒时节还减免房租。宋英宗治平年间下诏：“州县长吏遇大雨雪，蠲僦舍钱三日，岁毋过九日，著为令。” 也就是说，若遇风寒雨雪之灾，官房月租可免去3天，最长可达9天。熙宁二年，开封遭遇雪灾，宋神宗下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这干脆就是白住了。由唐入宋，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变革，拉开中古与近世的历史分期。经过五代，门阀世族土崩瓦解，原来的部曲也得以摆脱人身依附状态，获得良民的身份，纳入国家的编户齐民。即从前的贱民，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到了宋代，基本上都消失了，都成为自由民了。 宋朝的户籍制度也不再将国民区分为“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户口，意味着城市人口的扩张，市民阶层已然形成。又根据居民有无不动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户籍档案叫做“五等丁产簿”，每隔三年编造一次，虽然带着“丁”字，但实际上五等户的划分跟各户人丁数目毫无关系，而是以各户财产多少为标准。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待清楚：中唐之后，均田制已经解体，宋朝立国，即承认土地彻底私有的现实，允许产权自由流动，不抑兼并，于是贫富分化并经常互相转换。汉朝的那位徐宗，家产只有“一万三千钱”，按宋代的标准，最多只能混个下等户。当然，如果他辛勤劳作，积累财富，购买田地，以后上升为上等户也并非不可能。要知道，“贫富无定势”，乃是宋代社会的一个特点。 按财产划分户等，是出于征税、征役之需。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建立在“均产”理想上的“租庸调”此时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贫富为差”的“两税法”，上等户纳税多，下等户纳税少，客户由于没有田产，则不用缴税。因宋朝实行募兵制（雇佣兵），国民也不再需要服兵役，只剩下差役，从前的徭役是按人头摊派的，宋朝则出现了以钱代役的趋势，并且跟户等挂钩，即富户要承担更重的服役义务。从人头税到财产税，正是社会从中古进入近世的特征。 户籍对于老百姓的人身束缚，也正在减弱中。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来自商业的税收与征榷收入超过了农业税，这是史无前例的），宁静而安定的小农社会秩序已被打破，农民弃耕从商的事很常见，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客户没有田产，更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而按宋朝立法，客户要退佃离开，地主是不可以阻挠的。客户因其飘浮不定，又被称为“浮客”。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连户口登记都出现困难。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更多——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商人、佣工、流民，如建康府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宋朝的户籍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口。 宋代社会因其显著的开放属性与商业属性，而呈现出远远强于前代的流动性与活力。一位宋朝人感叹说：“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灾荒过后，有的家庭想赎回子女，但苦乏其力。鉴于此，政府代为赎回。 宋代除济助孕妇和新生儿外，还采取各种办法救助那些因种种原因被遗弃的小儿。首先，官为赎还鬻子。宋代当凶年发生后，饥民流移，人口贩卖极为普遍。作为父母不忍心看到子女被活活饿死，往往将其卖到富裕之家，以求一时活命。饥荒年景人口身价低廉，往往“斗米博一妇女，半斗易一小儿。”灾荒过后，有的家庭想赎回子女，但苦乏其力。鉴于此，政府代为赎回。太宗淳化二年(991年)诏曰：“陕西缘边诸州饥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赎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宋真宗亦诏曰：“前岁陕西民饥，有鬻子者，官为购赎还其家。”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瀛、莫、恩、冀等州岁饥，民多鬻子，仁宗“赐瀛、莫、恩、冀缗钱二万，赎还饥民鬻子。” 其次，制定养子法令，鼓励民间收养义子。灾荒年间，人民生活艰辛，四处逃散，有的把子女卖给富裕之家，有的则把幼儿遗弃于道路。对这些被遗弃的幼儿，政府鼓励民间收养，并制定养子法令。为鼓励民间收养弃婴，朝廷一再强调收养之后，“将来不许认识”。对收养弃儿成绩突出者，政府给以奖励。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规定：“如上户士大夫家能收养五十口，具名以闻，乞行旌赏。州县官措置支给钱米收养百口至二三百口者，具名以闻。”嘉定四年(1211年)七月，“诏抚州寄居迪功郎新袁州万载县主簿段子雍，以岁旱收养遗弃童幼二百二口，后至食新，并责还父母亲属，可特循从政郎。” 此外，宋朝政府还措置收养弃婴。饥荒年景及隆冬时节，弃婴较多，仅靠民间力量，弃婴很难较好得到收养。因此，宋朝政府也积极参与救助。乾道年间，湖南、江东大旱，孝宗诏曰：“本路旱伤，民多艰食，有弃掷童幼于道路者，深为恻然，可令逐州守臣措置，于稳便处收养，无使冻馁。候至来岁食新以归父母，自十月始。” 朝廷对地方政府的收养，经济上给以支持。因此地方在收养弃婴时也采取了积极实用的方法。一些地方官，也想方设法积极收养弃婴。如苏轼守密州时，“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再如江东安抚使洪遵曾上奏朝廷，陈述其收养弃婴的措施：第一，收养童幼，各县有知县和巡尉负责；第二，弃婴中可以自立者，交由寺观收养，政府提供钱米，寺观主持每半月都要向官府汇报收养弃婴的人数及身体健康情况，如有疾患，官府给药，若有死亡，官给棺木埋瘗；第三，对那些尚在哺乳的幼儿，官府交给有乳之家收养，官给钱米，并定期查看幼儿身体状况，有病者，官府给药，死亡者，官给材木安葬。对偏远乡村遗弃小儿，则责成保正负责。在宋代，从穿戴上，可辨认出士，农，工，商从事的特点。 北宋初年，曾对各级官员的服饰做成严格的规定，如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朱色，七品以上穿绿色，九品以上穿青色。至于百姓只能穿黑白两色
尘埃未定
时，我国经济重心已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 师问：宋朝时，我国经济重心移到黄河流域有哪些表现？ 生答（1）宋朝初年，北方人口仅有一百多万户，而南方却有二百三十多万户，是北方的两倍。（2）太湖流域已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仓。 师问：两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已在长江流域，那么，当时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状况如何呢？我们分别请每一小组选派代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宋代经济发展的状况。 第一小组代表以音像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农业发展的状况。具体表现为：宋代人口数量突破一亿，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得到很大改进，农田水利得到很大发展，水稻种植面积扩大，跃居粮食产量首位。 宋代手工业发展状况 1. 煤开采量居世界第一。 2. 铁、铜等金属冶炼业不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宋代铁产量大致相当于18世纪欧洲各国产量的总和。 3. 陶瓷制造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中国被誉为“瓷之国”。 第三小组结合收集的图片资料以讲解的方式展示了宋代商业的发展状况。 归纳为：（1）城镇的兴起；（2）“交子”的出现；（3）海外贸易的繁荣。 教师应重点指出，北宋时期四川地区出现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代商业的繁荣表现为：“蕃坊”“蕃市”“蕃学”的建立，市舶机构的设置，海外贸易范围东到朝鲜、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 三、总结归纳，升华主题 教师指导学生阅读宋代经济分布图，结合上述展示的内容，找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繁荣发展的地区，并指出宋代我国经济重心已从黄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 四、反复回忆，巩固新知 教师总结本课内容。 多媒体上展示： 一、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二、宋代经济繁荣发展的表现： 1．农业 2．手工业 3．商业 五、思维拓展，活动延伸 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原因是什么？和唐代经济发展情况比较一下，宋代社会经济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经济重心南移 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区域: 时间: 魏晋南北朝 南宋 板书设计
灵魂出窍
北宋国土小于汉、唐，但人口则多于汉唐，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都高于汉唐，这是宋代农业生产远远超过汉唐的一个重要条件。由于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和南方农民共同辛勤劳动，使南宋的农业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宋时农具制作不但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由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宋真宗时推广到江南、两浙以及淮南诸路。南方各地普遍栽种茶树。川蜀、两广、两浙、福建是著名的甘蔗种植区。宋代的纺织纤维生产仍以丝和麻为主，而棉花的栽培区逐渐扩大，产量逐渐提高。宋代采矿冶炼业的发展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已大量开采石炭（煤）。宋代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北宋时，两浙、川蜀地区的丝织业最为发达。麻布产量比唐代增加很多。棉织品在全部纺织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纸张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间造纸业迅速发展。宋代造纸技术比前代大有提高。宋代制瓷窑户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定州（今属河北）定窑、汝州（今河南临汝）汝窑、颍昌府阳翟（今河南禹州）的钧瓷、饶州（今江西波阳）景德镇窑各有特色 。宋代商业的发展超过了前代 ，大城市和小市镇兴旺发达，纸币出现并广泛使用，海外贸易盛况空前。宋代拥有一批人口在10万以上的大城市。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城市。大城市逐渐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工商与居民杂处。临安府、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成都府城和泉州都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宋与辽、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点设置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民间的走私贸易，不论在陆地和沿海，都相当兴盛。宋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宋时有从广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东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线，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通往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宋朝与印度支那半岛 、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以至东北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北宋在主要港口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舶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 。两浙、江西、荆湖、陕西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宋代交通运输业也相当发达 。内河运输以大江（长江）、汴河和运河为主动脉。宋代除广泛的海外贸易外，国内沿海运输业也有较大规模，两者都以民间运输为主。宋时的通信系统是遍布各地的驿站网，除官府文书外，还可邮寄私人信件。
小女人有点不矜持小男人有点不淡定
宋朝经济发达最主要还是当时的政策好，宋朝的商税和禁榷制度，
是促进宋朝商业繁荣的直接条件。
第一，商税制度的重视
宋朝的商税制度可以说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在宋朝之前的朝代中，商税多是在国家的这个税收当中，只占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比例。并且之前的朝代也大多都是重农抑商的政治政策，所以对商人征税的方面一直都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
北宋时期，北宋的工商业方面越来越是发达，而且商品和钱币之间的关系也是直线攀升。这也就说明商业在宋朝已经相当发达且重要了。当工商业变得越来越壮大、越来越繁荣的时候，朝廷政府就不得不重视有关于工商业的问题了。所以宋朝也针对了工商业方面做出了政策上的调整。北宋的时候朝廷开放的政策就已经是农商并重了，不再是单纯的只看重农业，同时也要大力的发展商业。
在北宋初期的时候，赵匡胤就建立了明确的征商方面的制度。对于城镇市场里的小商小贩，还有港口要道的一些经营者们开始征收商税。当时的宋朝就已经建立相对严密的政策以及专职商税的机构，并且还有统一的税率和完善的征商则例。
在宋太宗赵匡胤时期不单单是开始了对商税的重视，还有对于偷税，漏税的处罚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敢私藏货物被官司所捕获的，没收三分之一，仍以其半与捕者。
这说明北宋的税务管理体系相对于之前的朝代来说，都是比较成熟的。而当时的商税的征收也已经成为了一项国策内基本制度加以实施的。
这种商业政策是让宋代经济发展越来也富裕的根本。也正是因为宋代的商业经济超越了之前时代的发展，所以这让朝廷不在把商业的发展，看作是国家的负面影响，不在把商业跟腐败划等号，而是把它看作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
国家对于商业的重视，使得国内大大小小的一切商品，哪怕是民间的商贩都开始迅速崛起，已经俨然成为了大宋朝代的顶梁柱之一。一个行业越来越繁荣的程度跟它在国家财政税收内的增长显然是直接挂钩的。
所以北宋时期征收商税的数量从宋太祖到宋仁宗一直是直线上升。宋太祖年间全国商税的征收数量已经高到了400万贯，宋仁宗的庆历年间更是直接暴涨到了2200万贯，占据财政总收入的。这绝对是在北宋之前都没有过的。
第二，禁榷制度的强化
禁榷制度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我国封建社会对一些重要的商品，实行专营专卖的制度。这个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我国古代的盐。我国古代的盐是从春秋开始就十分重视，并且有政府所直接管理专营专卖的。除了盐之外，铁和茶叶也是禁榷范围内必不可少的存在。
但是在北宋时期，禁榷制度的范围开始被进一步的扩大，从一开始的食盐，茶叶，铁之外，还曾加了，酒，药品，香料，矾，醋，铜，锡，铅，粮食，还有一些纺织品和煤等等。这些东西因为大多数都是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所以就被统统都加入了禁榷的范围之内。
禁榷制度所监管并不是这些物品是否会有人私自出售，就连这些物品的生产，以及流通到了什么领域，宋朝政府都是严格控制的，可以说是加强了对商品们全程管理。但是这个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的，也是随着时间的推荐一点一点完善的。
这两只制度的改变让宋朝的经济收入有了很大的改善以及提高，对于尤其是重视商税这一制度可以说是封建社会历史上的突破点。但是禁榷制度却是有利有弊并不是完全都是好的，但也正是这两项制度才会导致宋朝的国力非常的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