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怎么当上总经济师

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一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废待兴，政府和人民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面孔，并没有畏缩，勇往直前，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极低的。出行用的自行车，人们叫它“洋马”，点火用的火柴，人们叫它“洋火”，钉东西用的钉子，人们叫它“洋钉”。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见过这些新奇的东西，也不会造，都是从西洋传过来的。那个艰苦的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但从我看过的资料片中完全能够体会，当时的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 光阴如水，岁月如梭。时光来到了2009年，我正在电视机前，收看着中国第三个南极科考站落成的新闻。又是一个重大成就，我开始浮想联翩，我想起了祖国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想起鸟巢，想起了奥运健儿们的英姿，我想起了祖国接连成功发射了神州五号、六号、七号载人航天飞船，想起太空，想起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航天领域举足轻重的一员，我想起了改革开放整整三十年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0%的增幅，想起中国国力，想起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综合国力第六的国家，想起新中国成立的这一甲子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的、不断地提升，想起新中国历史，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光辉的足迹！建国60周年的变化 60年，可谓弹指一挥间！60年的个人经历让我触摸到了社会前进的脉搏，60年的改革开放惠及了每一个国人的生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国家经济在三十年间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在这三十年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工作条件哪一样都是翻天覆地。 听妈妈说，计划经济时期凭证供应的年代，一年至多能添置上两件新衣服，还是一般的平布。“过年穿新衣”的期盼是她们那个时期的同龄人都有过的愿望吧，如果能在没有过年就穿上新衣裳，让邻居羡慕时的那种满足和得意让现在的年轻人不能理解，更不要说现在的小天使们每个至少都有多套样式和质地都很好且四季分明的衣物了。 食品的供应更是让妈妈难忘，买肉凭票是自然的，但绝对没有挑肥选瘦的份儿，更不要说得排上拥挤不堪的露天长队，并要担心轮到自己时还有没有货物可以买到。因为争购食品引起大人们吵闹甚至是相互抓扯让孩子们惊恐不已，妈妈十几岁时最怕的就是让家长吆喝着去排队，常常在接受这个任务时嘴硬地说“宁可不吃肉也不去排队”。六七十年代物资极度匮乏，一块红糖或豆腐乳，甚至是加了点食盐的辣椒面都曾经是分享的零食，而在当时津津有味的吃相一点不逊于现在孩子们吃到最新上市食品时的兴奋程度，被辣椒麻木过后的畅快也不亚于现在吃火锅后的酣畅淋漓。 首先说吃，民以食为天。30年前的大米.面粉一般价格在0.17元，而现在的价格在1.30元左右，上涨了接近8倍。副食价格就很惊人，蔬菜价格由平均5分钱一斤上涨到平均1.50元一斤，涨幅30倍。肉食价格，以猪肉为例从0.82元到现在的平均6元，上涨了7倍还多。牛羊肉的价格 至少达到10倍以上，食用油的涨幅大概也有7倍多。想一想，真的是很吓人啊。 其次谈谈穿吧，现在一套象样的衣服怎么说也得一二百以上吧，30年以前，20元以内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衣服的价格相对于那个时代上涨了18倍。 下面这个题目就是住。30年前的住的都是土房平房，烧的都是木材和煤炭，对环境污染很大。再看现在，家家都步入了电气化时代。都喜欢使用对大气没有污染的燃料。 人们的思想观念在转变，以前，大人们不重视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学与不学一个样。现在，每家每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走进大学校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农民，认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 再下面的题目是行，现在有人骑自行车，有人骑摩托车，有人开私家轿车，当然，也有人爱坐出租车。这些都不具有代表性，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乘坐公交车，30年前的车票5分钱，现在的车票是1元，整整上涨了20倍。 吃饭穿衣住房出行分析完了，我们来谈谈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30年以前我们有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工人看病都是单位报销，不用花钱，农民有合作医疗，大病统筹等，看病也基本不用花钱。那么，我们假定一个人没有单位，他看病是花钱的，进一次医院需要多少钱呢？ 30年以前，感冒这种普通疾病块八毛的就解决问题了，即使打吊瓶最多10多块吧，现在呢？少说20到30元，如果输液了，100元根本不够。如果病大，就更麻烦了。医疗费用上涨了80倍！ 现在，我们的收入也有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一个月几十元就能养活全家十几口人。而现在呢？上涨到了几百元甚至几千元，工资翻了十几倍到几十倍。 教育问题就更大了，过去的九年义务教育那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父母上学的时候全年学杂费也就5元左右，你小子有本事考上大学，1分钱都不用交，吃饭钱都是国家管着，没有读不起书的。现在，小学一年几百元，中学一年几千元，大学一年几万元，读不起书的人可就太多了！！教育费用上涨了300倍不算多吧？？ 是的，现在我们国家推行了九年义务教育，以后小学初中的学费免了. 前几年，桦甸人吃自家的井水长出了大骨节。现在，人们吃的是自来水和矿泉水。就算是自来水也经过了处理 . 总之，改革卡放给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乡、以及我们的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三十年前，许多家庭的住房都只有一间，几乎相同的布局就是用一张床或一个大立柜放在房屋的中间，拉上帘子把屋子隔成两间，前面是客厅兼饭厅，妈妈说，她们玩时只能以床入座，条件好些的能备上一两只小马扎或小木凳；孩子多的家庭还得设计成上下铺，而床后面就是另一间卧室与储藏室的统一。现在，条件好了,人们大多住上了单位分的三室一厅,有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兴奋不言而喻。 且不说现在的自动化办公条件如何先进，单说喝开水一项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热水器，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水只能是在早上锅炉房供应时间打好以保证全天的需要。现如今，坐在办工作旁，伸手就是饮水机加纯净水，冷热自斟，好不自在。 还有通讯工具的变化，八十年代用的是手摇式电话,每次需要联系时头疼不已，且不说先要接通邮电局的接线员，再转接至某个地方或某个单位，若对方是信号不太好，得打上好几个电话，有时甚至得呼叫上一天才能接通。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腰间跨着BB机，传呼信号随时呼叫，每每发出叫声，还要故意装作听不见，让它多响几声......，持有者的那份自豪，不言而喻。到了千禧之年，大哥大又成了身份的象征，持有者不仅要用上与自己身高不成比例的嗓音大喊，还得夹杂着地方语同时进行，才觉得在人前显圣。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不止一个手机，无论走到哪里都与对方近在咫尺，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六十年间的种种变化让我感慨多多，而自己经历的只是千千万万国人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来之不易。我们生活在如此美好的黄金时代，这种幸福和安定和谐的局面也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和维护，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祖国还会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

学术研究：组织有关民营经济的课题研究和调研活动，出版本院有关民营经济的系列研究报告。论坛活动：举办关于民营经济论坛、大型活动以及系列讲座。培训教育：从事以民营企业等非公企业从业人员为主体的非学历培训。咨询顾问：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企业管理咨询、财务顾问及政府科学决策方面的诊断人员设置总 顾 问：全哲洙　　代理院长：单忠东　　副 院 长：林 涛李俊伟 孟晓苏（兼） 　　院务委员会：梁砺锋（副主任） 单忠东（常务副主任）　　黄鹏绪赵耀辉邵景春　　院长特别助理： 赵孝哲 郑少武 李章建（兼）张临平(兼)　　院长助 理：陈 伟 皮 巍邵宇华(兼）余中大(兼）　　办公室：皮 巍（兼主任）　　研究部：刘 伟（兼主任） 张维智(副主任)叶 军（副主任）余中大（副主任）　　对外合作部：高 飞（主任） 王炳国（执行主任）　　咨询中心：武长江（主任） 华思锦（副主任） 钟京锋（副主任） 　　教练文化与科学研究中心：周大雁（主任）　　零售业研究中心：王向阳（主任） 熊海量（副主任） 陆兴泰（副主任）　　企业家研究中心：张瞭原（主任） 郭春林（副主任）　　文化与科技产业研究中心：吕冠维（主任）陈伟（执行主任） 马汉跃（副主任）　　社会责任与中华文化研究所：尚国芬（所长）曹荣山（执行所长） 刘丰（执行所长）　　城市发展与规划研究所：高 志（所长）　　智慧经济研究所：余中大（所长）姜鸿树（常务副所长）　　少数民族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田海燕（主任） 曾梓强（副主任）朱自力（副主任）　　企业家俱乐部：单忠东（会长兼） 赵孝哲（秘书长）刘译潞（副秘书长）赵占林（副秘书长）　　南方分院：单忠东（兼院长） 徐嘉庆（执行院长）　　　院长顾问委员会（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秘书长：　　单忠东（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高庆林（全国工商联宣教部部长、中华工商时报社社长）　　委 员（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彭 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李子彬（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　　胡占凡（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 夏 林（新华社副总编辑）　　保育钧（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陈全生（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袁钢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汤 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焦振国（中国知识产权协会秘书长） 王利芬（中央电视台制片人） 韩 青（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副总监）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 卢志强（泛海控股集团董事长）　　蒋锡培（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许连捷（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尹明善（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文彪（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 　　阮小明（宝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武克钢（云南红酒业集团董事长） 　　洪肇奕（福建柒牌集团总经理） 林文侨（福建远太集团董事长） 　　黄 鸣（皇明太阳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大午（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监事长） 　　张永舵（净雅食品集团董事长） 王溪君（华康国际控股集团董事长）颜延龄（全国政协(十届、十一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澳门恒和集团董事长）　　辜胜阻（民建中央副主席、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　　姜岚昕（世华智业集团董事长、北京华夏管理学院院长）　　郭泰诚（深圳市恒运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陈洪拾（深圳市尚模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力成（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院长港澳台地区顾问委员会：澳门地区主任委员：马有礼（全国政协委员、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香港地区主任委员：丁午寿（香港工业总会主席）　　台湾地区主任委员：潘汉唐（亚太台商联合总会创会总会长、有汉企业集团董事长）委 员（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黄绍基（周大福珠宝董事总经理） 陈世昌（周大福珠宝董事、中国区总经理） 　　黄炳煌（钧濠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邓伟明（英皇酒店顾问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方国华（协成行集团董事） 卢润森（上海金瑶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智敏（联合储集货运有限公司董事） 黄励腾（闻达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邓兆伟（又高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特邀高级研究员（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张 茅（卫生部党组书记 ） 张晓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谢伯阳（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辜胜阻（民建中央副主席）　　孙晓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保育钧（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　　林毅夫（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 马蔚华（招商银行行长）　　孟 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魏 杰（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保安（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　　陈全生（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陈永杰（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　　谭安杰（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　　顾 强（国家工业与信息部规划司副司长） 綦建红（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徐渊哲（中国企业投资协会秘书长） 袁钢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周春生（长江商学院教授） 王 琦（安徽省团省委副书记）　　欧阳钟辉（泉州师院陈守仁工商信息学院院长） 张向晨（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　　程晓苏（芜湖市企业家联合会会长） 史宪文（新加坡世界商务策划师联合会轮值主席）　　余中大（教育与人力资本研究所所长）　　财务顾问：王五庆　　法律事务顾问：党春雨　　法律事务支持：北京市科华律师事务所

付于武、姚景源、李万里、邱宝昌、颜景辉等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接受汽车预言家采访时表示：汽车限购需进一步差异化、科学性管理；用系统思维解决汽车限购问题；提高流动性效率是放开汽车限购的前提；汽车限购应从临时政策向立法化转型；资源有效配置是根治消费与拥堵的核心。作者?| 编辑部?????编辑?|王鑫●?●?● 2020年是中国实施汽车限购政策的第十个年头。?围绕汽车消费和交通拥堵治理的问题，再次成为当下中国汽车市场关注的焦点。汽车预言家分别对行业、协会、政策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采访，来听听他们是怎么看待中国汽车“限购”的十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原副巡视员李万里，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邱宝昌，汽车行业分析专家颜景辉等专家、学者在接受汽车预言家采访时表示：汽车限购需进一步差异化、科学性管理；用系统思维解决汽车限购问题；提高流动性效率是放开汽车限购的前提；汽车限购应从临时政策向立法化转型；资源有效配置是根治消费与拥堵的核心。1 付于武：汽车限购需进一步差异化、科学性管理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付于武对于出台汽车限购政策，这是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目前，消费者既要享受汽车带来的出行生活，又要保障交通道路顺畅以及环境的改善。甚至不少城市也加入到限购阵营来，不排除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迫切性。其他城市在出台汽车限购政策时应该持谨慎态度。但是现在汽车限购政策进入了第十个年头，消费者对于享受汽车便利和道路交通顺畅的矛盾依然存在。这就需要重新审视汽车限购政策，不能只限不管，搞“一刀切”。综合来看，这应该需要堵疏结合，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科学地有节奏地引导私人消费。在管理的过程中，可以适度的进行差异化管理，比如针对新能源汽车、小排量汽车等进行政策倾斜管理。2 姚景源：用系统思维解决汽车限购问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 姚景源对于一些城市实施限购措施，我是一开始就不认同这种行为。这相当于过去人们吃不饱肚子，就搞计划生育一样，真正要填饱肚子应该进行改革开放。交通建设也理应如此。我们不能因为道路出现拥堵就进行限购，最根本的办法应该研究如何加强城市管理、城市规划、以及道路建设，这是根本途径。参考国际市场来看，美国汽车千人保有量800辆，日本千人保有量600辆，中国千人保有量仅为170辆。可以说，限购限行政策带来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了遏制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多次强调用系统论的思维来看待问题，任何政策措施的出台所带来的影响绝不是孤立的。今年是推出限购政策的第十个年头，如今更应该回顾这十年限购政策所带来影响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更应该对这项措施进行科学研究，找出新的方向。用兼顾、系统的思维来解决。3 李万里：提高流动性效率是放开汽车限购的前提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原副巡视员?李万里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与现代化进度紧密相连，没有流动性就没有现代化，一直以来人们认为现代化进度是有欧美模式可借鉴的，汽车保有量必须到达一定程度才有可能使流动性适应现代化需求。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个重要的考核指标，就是千人保有量。中国现在的千人保有量为160-170，即使如此低，一些大城市依然出现“车满为患”走不动的情况。因此，一些大城市采取了最快速的限购手段来确保现有流动性。从这个角度讲，出台限购政策也是地方政府无奈之举。以现有条件来讨论限购能不能开放，我们就会陷入“无解”怪圈。实际上放开与否都无法解决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流动性的问题。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如何提高人们的出行效率。即我们有没有可能来改变出行方式，使得流通性进一步提高。比如说共享，或者汽车制造商转型出行服务商，把前市场和后市场融会贯通合并考虑。但是现在来看，共享不是那么容易，出行服务商前市场、后市场融合在新的制造商环境里也不是那么容易，融合效果并没有那么理想。整体来看，汽车限购是否能放开，就事论事是没有结果的，恐怕非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通过改变现有思维、破除固定的周边条件，来考虑如何解决特有情况下提高流动性的效果。4 邱宝昌：汽车限购应从临时政策向立法化转型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 邱宝昌汽车限购其实是地方政府身处两难境地做出的无奈之举。不限购会面临严重的交通拥堵、大气环境质量差等问题，限购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人们自主购买私家车的选择权利。综合大区域供需指标和交通拥堵的问题，以北京为代表的一些大城市实行了车牌摇号。但由于法规的不严谨性，导致很多人有空可钻，摇号过程中衍生出不少类似“假结婚”获得牌照的问题。事实上，限牌作为地方性管理规定，需要依照相关法律来执行。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的立法法修改意见已经对地方政府规章权限进行了规范：当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件尚不成熟时，如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也就说，如果地方政府现行限购规定取消不了，就应该通过地方人大讨论，形成草案，将其上升至更高的法律层面高度。除此之外，还可以出台相关政策、红头文件等来完善现行的限购规定。比如北京可以借鉴上海的拍卖方法，拍卖一部分号牌；还可以对劳动模范，或者对城市建设做出突出贡献者等给予一些奖励指标，这将会是一种很实惠的荣誉。5 颜景辉：资源有效配置是根治消费与拥堵的核心汽车行业分析专家 颜景辉以限购手段来治理交通拥堵，这是无奈之举，是谁也不想看到的，当然也包括政府在内，因为这毕竟限制了汽车消费。但是，目前尚未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取代这种政策。以北京市为例，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俗称“限购令”。当时是想用行政手段限制一下，为公共交通设施建设腾出时间空间。纵观中国汽车发展历程来看，2009年中国真正的进入了汽车社会，在当年国家还出台过1.6升及下排量购置税减半的政策，这也刺激了当年的汽车消费。如今，随着北京汽车限购政策进入到第十个年头，可以看到，汽车限购以及限行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交通拥堵起到缓解作用。但是，限购也带来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产生了一批新的汽车刚需群体。这个矛盾也需要相关部门，认真负责的解决。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建国60周年的变化 60年，可谓弹指一挥间！60年的个人经历让我触摸到了社会前进的脉搏，60年的改革开放惠及了每一个国人的生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国家经济在三十年间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在这三十年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工作条件哪一样都是翻天覆地。 听妈妈说，计划经济时期凭证供应的年代，一年至多能添置上两件新衣服，还是一般的平布。“过年穿新衣”的期盼是她们那个时期的同龄人都有过的愿望吧，如果能在没有过年就穿上新衣裳，让邻居羡慕时的那种满足和得意让现在的年轻人不能理解，更不要说现在的小天使们每个至少都有多套样式和质地都很好且四季分明的衣物了。 食品的供应更是让妈妈难忘，买肉凭票是自然的，但绝对没有挑肥选瘦的份儿，更不要说得排上拥挤不堪的露天长队，并要担心轮到自己时还有没有货物可以买到。因为争购食品引起大人们吵闹甚至是相互抓扯让孩子们惊恐不已，妈妈十几岁时最怕的就是让家长吆喝着去排队，常常在接受这个任务时嘴硬地说“宁可不吃肉也不去排队”。六七十年代物资极度匮乏，一块红糖或豆腐乳，甚至是加了点食盐的辣椒面都曾经是分享的零食，而在当时津津有味的吃相一点不逊于现在孩子们吃到最新上市食品时的兴奋程度，被辣椒麻木过后的畅快也不亚于现在吃火锅后的酣畅淋漓。 三十年前，许多家庭的住房都只有一间，几乎相同的布局就是用一张床或一个大立柜放在房屋的中间，拉上帘子把屋子隔成两间，前面是客厅兼饭厅，妈妈说，她们玩时只能以床入座，条件好些的能备上一两只小马扎或小木凳；孩子多的家庭还得设计成上下铺，而床后面就是另一间卧室与储藏室的统一。现在，条件好了,人们大多住上了单位分的三室一厅,有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兴奋不言而喻。 且不说现在的自动化办公条件如何先进，单说喝开水一项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热水器，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水只能是在早上锅炉房供应时间打好以保证全天的需要。现如今，坐在办工作旁，伸手就是饮水机加纯净水，冷热自斟，好不自在。 还有通讯工具的变化，八十年代用的是手摇式电话,每次需要联系时头疼不已，且不说先要接通邮电局的接线员，再转接至某个地方或某个单位，若对方是信号不太好，得打上好几个电话，有时甚至得呼叫上一天才能接通。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腰间跨着BB机，传呼信号随时呼叫，每每发出叫声，还要故意装作听不见，让它多响几声......，持有者的那份自豪，不言而喻。到了千禧之年，大哥大又成了身份的象征，持有者不仅要用上与自己身高不成比例的嗓音大喊，还得夹杂着地方语同时进行，才觉得在人前显圣。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不止一个手机，无论走到哪里都与对方近在咫尺，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六十年间的种种变化让我感慨多多，而自己经历的只是千千万万国人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来之不易。我们生活在如此美好的黄金时代，这种幸福和安定和谐的局面也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和维护，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祖国还会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