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正高级会计师安晏立

祭祀共分九个仪程，即迎神、奠玉帛、进组、初献、亚献、终献、撤撰、送神、望瘗等。各仪程演奏不同的乐章(附录)。跳文、武“八佾”舞(由64人组成的古代天子专用的舞蹈)。清乾隆七年额定地坛设文、武、乐舞生480人，执事生90人。可见当时乐舞队伍之庞大。每进行一项仪程，皇帝都要分别向正位、各配位、各从位行三跪九叩礼，从迎神至送神要下跪70多次、叩头200多下，历时两小时之久。如此大的活动量对帝王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所以皇帝到年迈体衰时，一般不亲诣致祭，而派遣亲王或皇子代为行礼。如清代康熙皇帝在位61年，前40年中亲诣地坛致祭26次，而后21年则全部由亲王、皇子代祭。祭地现场的纪律要求极严。皇帝经常旨渝：陪把官员，必须虔诚整肃，不许迟到早退，不许咳嗽吐痰，不许走动喧哗，不许闲人偷觑，不许紊乱次序。否则，无论何人，一律严惩。据史料记载：清嘉庆二十四年五月甘四日，因恭修皇祗室内乾隆皇帝之神座，而派遣成亲王代行祭告礼。由于成亲王向列圣配位行“终献”礼时，亲。乱了先东后西之次序，事后被革职退居宅邱闭门思过，并罚扣半俸10年，照郡王食俸。此例可见君王对祭地礼仪之严肃认真。 祭祀结束后，按制度规定要向有关官员分赐食肉，叫“颁胙”。祭前，由太常寺负责登记造册，并发给胙单，(取肉证)至各衙门。，祭毕，各衙门持昨单各自到祭所领取。据记载：宗人府、内阁各10斤，六部、理藩院、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乐部、京[]道各7斤，太常寺蛮仪卫、詹事府、顺天府、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六科五城各5斤，翰林院、起居注、国子监、太医院、钦天监、中书科各4斤。 祭地对平民百姓并无好处，特别是大兴、宛平两县既要派驻坛户守坛，又要负担200多名厨差役夫，还要摊派祭祀所需的杂费银两。当然，对这两县的官员来说，倒是件有名有利的大好事。殿内分别置香案、设香炉、蜡台等贡器，主殿香案北侧设贡桌，陈设酒醴、贡果、糕点、杯箸；东南侧设小贡桌,放香炉、鞭炮等乐队、乐工设东墙位置。祭祖程序如下：一、主持、礼宾进入岗位,做好祭祖准备,负责组织整个祭祖活动二、祭祖者恭临殿前：祭祖团选一名代表为主祭人,带领全体陪祭人员列队进入祭祖区。三、安氏宗亲祭祖典礼开始。全体肃立(所有祭祖人员向前跨半步，脱帽、鞠躬、肃立)。主祭人一人换装。(主祭者换红色唐装)四、祭祀（一）奏乐（二）鸣炮（三）击鼓 （击鼓十一响代表“全世界七大洲四大洋安氏族人” ）。（四）鸣钟（五）拂尘 （由执事拂尘）。（六）上香（由四名礼宾带领众祭祖者醒香、捧香、纳香、行叩拜礼）。（七）行三献礼（礼宾先生行礼、乐工奏乐）。通赞：向祭者班齐，陪祭者序立主，祭者就位。引赞：就位。通赞：盥洗。引赞：诣盥洗所、浴手、净巾。通赞：参神。引赞：诣香案前，就位、跪、上香、受爵、酹酒、祭酒、奠爵、叩首、起、复位。通赞：进鱼米。引赞：诣酒樽到神位前，就位、跪、上香、受爵、酹酒、祭酒、奠酒、奠爵、叩首、起、复位。通赞：行初献礼，盥洗。引赞：诣盥洗所，浴手、净巾、复位。通赞：进炙肝、进割肉、进时食。引赞：诣酒樽到。受爵、酹酒、祭酒、叩首、起、复位。通赞：诣神位前。引赞：就位、跪、进馔。通赞：读祝文。引赞：诣香案前，跪。通赞：读祝文。陪通赞：叩首、起、复位。礼通赞：行亚献，盥洗。引赞：诣盥洗所，浴手、净巾、复位。通赞：进炙肝、进割肉、进时食。引赞：诣酒樽到。通赞：诣神位前。引赞：就位、跪、进馔、受爵、酹酒、祭酒、叩首、起、复位。通赞：行终献礼，盥洗。引赞：诣盥洗所，浴手、净巾、复位。通赞：进炙肝、进割肉、进时食。引赞：诣酒樽到。通赞：诣神位前。引赞：就位、跪、进馔、受爵、酹酒、祭酒、叩首、起、复位。通赞：撤馔(此时，两位向祭生各端一碟时食回来，放在院中香案上，揖、叩首、复回原位)。通赞：点茶(此时，两位向祭生各端一碟糕点，贡在神案两旁，叩首，复回原位)。通赞：告礼成。引赞：礼成。通赞：辞神。陪通：跪、叩首、起。通赞：执祝生捧祝，执爵生捧爵，执杯生捧杯(均放在香案上)。焚祝文(主祭者焚祝，并奠酒)。引赞：各移燎位(此时，祝文捧在贡桌上，将祝文放在香炉上，用黄钱、香烛、酒礼，鸣炮)焚祝。通赞：望燎，送神。五、祭祖仪式结束，游宫开始。备注：主持穿红色唐装、礼宾穿深蓝色唐装、主祭者穿红色唐装。

没上过历史课啊，这么麻烦

祭祖仪式程序　　一、 开始前先宣布纪律：　　祭祖开始后要保持庄严肃静、不准嬉闹、追逐、除工作人员外不准站到凳上、桌上。　　二、 凌渡里馀庆堂凌氏祭祖仪式开始，请大房维新房十二世孙凌林海，二房维良房十三世孙凌志阳，三房维清房十三世孙凌福庭入场，请工作人员入场。　　1、 净水(司仪唱)(有上供的童男送净水，参加祭祖孙依次净脸、净手)。　　2、 净巾(司仪唱)(有上供的童男送三块擦手巾，参加祭祖孙依次擦手)。　　3、 准备亮烛上香(司仪唱)。(在东边点烛、点香由大房主祭孙点香，二、三房陪祭孙点烛)。　　4、 恭迎列祖列宗(司仪唱)(香点好后主祭孙至门外把香朝外舞半圈，边说：“今黄道吉日吉时，我们凌渡里馀庆堂凌氏进行祭祖发谱仪式，恭请列祖列宗一同前来亨用肴馔果蔬，莅临发谱”，然后主祭孙捧香、陪祭孙捧烛至祭台)。　　5、 准备上烛、上香、吹奏唢呐(司仪唱)(主祭陪祭初面朝北司仪唱后双手捧香、烛平举，由北转朝东、南、西至北表演一下)。　　6、 上烛(司仪唱)(陪祭孙上烛，上烛时朝祖宗像拱一拱，双手举烛过头顶)。　　7、 初上香(司仪唱)(主祭孙上第一枝香，上香前二枝香分给陪祭，上香时朝祖宗像拱一拱，把香双手平举过头顶)。　　8、 亚上香(司仪唱)(主祭孙上第二枝香，上香前二房陪祭递一枝香主祭，上香时朝祖宗像拱一拱，把香双手平举过头顶)。　　9、 三上香(司仪唱)(主祭孙上第三枝香，上香前三房陪祭递一枝香主祭，上香时朝祖宗像拱一拱，把香双手平举过头顶)。　　10、 向列祖列宗行大礼，全体族人起立向列祖列宗三鞠躬(司仪唱)(上香毕后主、陪祭三人向列祖列宗跪拜三叩首，全体族人向列祖列宗三鞠躬)　　11、 一鞠躬(司仪唱)，(主、陪祭一叩首)　　12、 再鞠躬(司仪唱)，(主、陪祭再叩首)　　13、 三鞠躬(司仪唱)，(主、陪祭三叩首)　　10、礼毕，进馔(司仪唱)(童男敬上三牲，猪头(中)、全鸡(左)、全鱼(右))。　　11、敬献供果(司仪唱)(童男敬献供果)。　　12、敬献鲜花(司仪唱)(童男敬献鲜花)　　13、大房主祭孙初巡献酒，奏初献乐(司仪唱)(大房主祭孙献酒，吹唢纳)　　14、大房主祭孙行初巡献酒礼，跪拜、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平身、复位，(司仪唱)。(主祭孙跪拜)　　15、二房陪祭孙二巡献酒，奏亚献乐(司仪唱)(二房陪祭孙献酒，吹唢纳)　　16、二房陪祭孙行二巡献酒礼。跪拜、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平身、复位，(司仪唱)(二房陪祭孙跪拜)　　17、三房陪祭孙三巡献酒，献饭、献茶，奏终献乐(司仪唱)(三房陪祭孙献酒，吹唢纳)　　18、三房陪祭孙行终献礼。跪拜、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平身、复位，(司仪唱)(三房陪祭孙跪拜)。　　19、由大房主祭十二世孙凌林海敬读祭文(司仪唱)(由大房主祭敬读祭文)　　20、向列祖列宗再次行大礼，全体族人起立向列祖列宗再次三鞠躬(司仪唱)(祭文读毕后主、陪祭三人向列祖列宗跪拜三叩首，全体族人向列祖列宗三鞠躬)　　21、一鞠躬，(司仪唱)(主、陪祭一叩首)　　22、再鞠躬，(司仪唱)(主、陪祭再叩首)　　23、三鞠躬。(司仪唱)(主、陪祭三叩首，毕后发谱)。　　24、礼毕发谱开始：请六修编委主任十二世孙凌庆南为各村支系代表发谱(司仪唱)　　25、请凌渡东代表凌惠成、凌道村代表凌仁甫、柏墅村代表凌国钧、凌渡西代表凌志全、墙门头代表凌国铭、丁沟坝代表凌宝清、马家巷代表凌杏焕、与宁头代表凌福庭、姚家桥代表凌伯明、城巷村代表凌良铨依次上来领谱，(司仪唱)(。由编委主任发谱，领谱人捧谱向祖宗行鞠躬礼，各村支系代表领谱人依次从左向右排列拍照录像)　　26、请祭祖工作成员编委成员行再后参拜礼，焚献冥币，跪拜、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平身、复位(司仪唱)(在祭祖仪式结束前如有时间待工作人员磕头完后，如要烧香磕头的族人请到东边排队听从工作人员按排有序进行)。　　27、焚献冥币纸钱(司仪唱)　　26、族人上香磕头参拜(司仪唱)　　27、恭送列祖列宗、鸣炮、奏乐(吹唢纳，由主祭、陪祭把祭文、香、烛送到化纸钱处焚化、化毕面向南三揖、面向北三揖)。　　28祭祖仪式结束请来宾和族人至楼下按就餐卷桌号入席。

市场竞争激烈。自2000年以来，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数量在不断增多，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数量已由2001年的4287家发展到7605家，9年时间的增长幅度近78%。若以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深圳市为例，2002年底该市事务所数量为65家，到2011年底事务所数量已增加到263家，10年时间事务所数量增长了近4倍。随着事务所数量的增多，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竞争激烈，同时，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的存在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的程度。从2011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收入排名中我们可以看出，排名前四位的仍然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其收入占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总收入的19%，而包括本土事务所在内的前十位会计师事务所收入占29%若仅以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排名最低的毕马威事务所的收入进行比较，其收入是我国本土事务所排名第一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收入的80倍。可见，“四大”国际所的存在大大抢占了我国本土事务所的审计资源，从而加剧了我国审计行业的市场竞争，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审计行业的低价竞争行为。可见，由于事务所数量不断上升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不仅使我国本土所之间的竞争加剧，普遍存在低价竞争行为，就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也可能同本土所一样采取了低价竞争的策略。（二）缺乏高质量审计需求。在这种审计市场不需要高质量审计的大环境下，企业在选择会计师事务所时，服务质量就不会成为主要决定因素，而会计师事务所也很难针对各企业的经营特点采取差异化高水平经营战略，从而审计费用的高低就成为双方关注的重点。三、“低价竞争”行为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从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看，股权要幺过于分散，要幺过于集中。在股权过分分散的情况下，持有公司股票的小股东们只是关心股票价格的涨幅，至于公司到底要选聘哪家事务所则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这种局面导致股东大会如同虚设，实质上将审计师聘用和解聘的权利集中在了管理公司的经理人身上。在股权过于集中的情况下，这时候的大股东一般也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即使股东大会照常召开，大股东们也会趋于自身的利益对小股东们进行压制，所以本质上还是由经理人掌握了决定事务所的权力。因此，低价竞争行为会对审计师的审计独立性带来负面的影响。

行政改革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军事改革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经济政策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子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石壁谋和菁茅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平衡粮价，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同于马克思级差地租。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人事改革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社会改革管仲推行礼法并重，即推行道德教化，也可以称为“德治”，形成了“霸业”和“礼治”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即礼、法统一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治国的过程中，礼义教化与厉行法制是相辅相成的，“明智礼足以教之……乡置师以导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致矣”（《权修》）。这一理论较之儒家的重礼教轻法制，较之秦晋法家的严刑峻法，较之道家的消极无为思想，无疑是一种更全面、更有价值的理论。法制改革管仲以法治国，“事断于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  法制“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译过来就是：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译过来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公元前685年，齐恒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在齐国实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上下齐心，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3] 外交改革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的旗号，打败侵燕的北戎，“存邢救卫”，制止了狄人的侵袭，又举兵击败了兵力强盛的楚国。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大会各国诸侯，周天子也派人前往，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后来孔子称赞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3改革思想编辑人性趋利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 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仲雕像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尤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贪生怕死，贪财好色。齐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基于管仲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有机会得到人性的满足。四民分业这一方针是把国民分红军士、农人、工匠、商贾四个类别，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区域。管仲指出四民分业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作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历，进步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推进商品出产和流转有很大效果；三是营建专业空气，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然后构成作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建杰出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潜移默化，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把握专业技能。管仲将“工商”与“士农”并排，以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大众，公之本也。”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准则让齐国的制造业技能领先于其他国家，以丝绸为例，中国最早呈现的丝织中间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其时，临淄出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级丝织品，不只齐国国内供应充沛，还许多热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全国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对外开放齐国地处海边，渔业和煮盐业一贯兴旺，管仲规则，鱼盐能够自在出口，关口只挂号而不予交税，以便当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施单一税制，在关口征过了的，在商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关于前来齐国经商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期待，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主张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搭车者供应自个饭食，来三搭车者供应马的饲料，来五搭车者装备可供自在调遣的人员。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为了活泼贩子，管仲乃至首开公营色情业。他在国都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倡寮(“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招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而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好像鲁班在木匠业的位置。在这种自在贸易方针的鼓舞下，能够想见齐国商业的昌盛以及商人的活泼，《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富贵现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其时国际上最大规划、最富贵充足的城市，而与其一起的雅典城生齿不到5万。土地革命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顺应时代发展，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导致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管子·乘马》中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战略合营齐桓公与管仲屡次商讨富国之策，齐桓公主张对生齿、房子楼台、树木、家畜交税，管仲逐个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财物，自然会导致公民的不满。“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最佳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并提出了“寓税于价”的方法。并给指出“唯官山海为可耳。”  食盐工业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工业，无一民众能够顷刻脱离。他说，万乘之国的生齿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交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若是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斟酌涨价出售，每月能够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交税，不致导致公民的“嚣号”对立，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即“煮沸水以籍全国”。铁的专卖也是相同。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耘仍是做女工，都需求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东西，只需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比，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交税，实践是“无不服籍者”。管仲发起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身下场，兴办公营盐场或公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以为专营即是公营，多入歧途。在盐业，管仲实施专卖方针，敞开盐池让民间自在出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买。因为操控了盐业的出售和产值，进而操控了报价，齐国的盐出售到别国去，价格能够举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在冶铁业上，管仲实施的是国有民营。他首要严峻地着重了国家对一切矿山资源的独占，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则宣告，只需一发现矿苗，就立刻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勇于私行挖掘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进而，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出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条件之下，管仲敞开冶铁作坊业，答应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有些，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适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由政府控制资源，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必定份额分配利润，这即是后世十分盛行的“财物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早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周厉王就任用荣夷公大力推行‘专利’政策，其本质也是国家对战略经济资源的掌握。但由于种种原因，周厉王的改革很不得人心，导致改革走向彻底失败。管仲的国家专营政策建立在对周厉王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上，增加了这项关系到齐国富国强兵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管仲推行的国家战略资源专营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对后世王朝国家经营管理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并且成为大一统之后的帝国存在下去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统计考核“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人事有轨，必有轨，乡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什么是轨？统计。上面一段话就是说凡是需要统计，不懂得统计理财，那就根本无法治理国家。统计学，在管仲这里非常重要。据黄仁宇说，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王朝，没有现代化的原因，就是因为统计学没有建立起来，“无法用数目字管理”，那是因为后世没有贯彻管子的思想，否则不会是这样。管仲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统计的机构，他们的统计非常全面，人口、土地、产出、总值、男女劳力等等，都要进行统计，之后，根据统计结果进行各方面的决策，同时也根据统计结果来进行下一个年度的预测。这也是现代会计学预算和决算的来源。统计和预测的结果全部保密，以防止商人从中谋得利益。那么，谁可以从中谋取利益呢？政府。通过统计，政府掌握各种借贷的时机，从而赚取利润。也同样通过统计，国家也设立各种便民措施，譬如到了春天老百姓需要什么，到了秋天老百姓需要什么，所有这些，政府都提前做好准备。[4] 所以，老百姓被政府赚走了钱，无话可说；而政府给他们提供的便利，他们又会非常感激。年终总结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每年的腊月最后五天是年终总结，齐桓公亲自临朝听政，议定罚、罪、刑、杀。年终总结之后，就是全年考核。每年正月初开始，就是齐国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时间，也由齐桓公亲自进行。考核的对象是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考核之后，做得好的有赏，最后一名会受到批评警告。在今天，就是末位淘汰。考核结束之后，开始法律学习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颁布，但是在初六开始召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进行学习，认真领会法律精神。为什么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要专门有一个学习班？因为他们还要负责把法令传达到各地。学习班结束之后，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辖范围，必须第一时间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后才能回家，否则这叫做“留令”，属于死罪。宏观调控管仲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集中体现在《管子》一书《轻重》篇中。‘轻重’概念从广义上说是指君王处理诸多政事的权衡之术，但其重点是指国家控制商品流通和与社会经济生活有关的内容。其中又分为探究商品流通规律的理论文章，称轻重之学。用轻重理论控制商品流通的具体措施，称为轻重之术。轻重之学包括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轻重关系理论三部分；轻重之术包括平衡物价、国家专营、调控货币、战略物资国有等一整套完整的国家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管子》认为商品价格不断围绕一个轴心上下波动是一个客观规律。‘常则高下不二，高下不二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轻重乙》）常固不变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如果价格恒定不变，就无法调节流通。只有价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才能发挥其自发的调节作用，商品才能正常流通。

何谓“三公九卿”？三公中国古代朝廷中最尊晏的三个官职的合称。周代己有此词，西汉今文经学家据《尚书大传》、《礼记》等书以为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古文经学家则据《周礼》以为太傅、太师、太保为三公。秦不设三公。西汉初承秦制辅佐皇帝治国者主要是丞栩和御史大夫。另有最高军事长官太尉，但不常置。从武帝时起，因受经学影响，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也被称为三公。汉武帝刘彻为了加强集权制而削弱了丞相的权力。昭帝时，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辅政，以后享权重臣如张安世、史高、王凤等人，都居大司马大将军之位。于是大司马权越丞相之上。成帝绥和元年（前8），采纳何武的建议，将御史大未改为大司空，又把大司马、大司空的律禄提高到与丞根相等，确立起大司马、大司空和丞相鼎足而立的三公制。哀帝元寿二年（前1）改丞相名为大司徒，和今文经所说的三公名称完全一致。又将原有的太傅和新增的太师、太保置于三公之上，头衔高而无实权。西汉未虽是三公鼎立，但仍以大司马权力最大，如董贤、王莽均以此职而专擅朝政。新时，沿袭了西汉三公制。东汉初仍设三公官。公元51年，改大司马为太尉，改大司徒、大司主为司徒、司空。三公各置秩为千石之长史一人，又各置掾属数十人。以太尉为例，下有分管诸事的西曹、东曹、户曹、奏曹、辞曹、贼曹、金曹、仓曹等曹。三公府当时简称为三府。三公中仍以太尉居首位。汉光武帝刘秀推行更极端的帝王集权，不使权归大臣，名义上仍设名位显贵的三公官，但实权渐归尚书台。和帝、安帝开始，外戚、宦官更更迭专权。外戚窦宪、梁冀等，都拜为大将军，大将军开府置官属，位在三公上。三公不仅受制于尚书，而目还要俯首听命于外戚、宦官，有的甚至就是他们的党羽和亲信。按照经学家的说法，丞相辅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如果出现各种灭异，皇帝丞相都要引咎自责。东汉时，皇帝犯罪责推向三公，故每有水旱等灾，三公常被策免。所以仲长统说三公有名无实，“备员而己”。东汉末年董卓为相国，居三公之上。公元208年，曹操罢去三公而又置丞相、御史大夫，操自为丞相。两汉时实行了两百年之久的三公制至此遂告终止。曹魏重新恢冥三公之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公依然位居极品，且开府置僚佐。但买权则进一步向尚书机构转移。至隋，三公不再开府，僚佐全部撤销，完全变成虚衔或“优崇之位”。宋代以后，往往亦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但其虚衔性质不变，并渐次演化成加官、赠官。明、清同。九卿秦汉时掌管政务、魏晋以后逐渐不具实权的朝廷诸官。各代“九卿”不一。西汉时九卿是列卿或众卿之意。先秦文献中有三公九卿之说，但秦并没有这种制度，西汉初也不见九卿名称。仅武帝以后由于儒家复古思想的影响，人们就以秩为中二千石一类的高官附会成古代九卿。宣帝、元帝时，九卿称谓出现于诏书中。但《汉书》中所见的卿，有太常、光禄勋、太仆、廷尉、大行、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卫尉、执金吾、右内史、左向史、主爵都尉、太子太傅等十几种官。将九卿定为九种官职，则始于新，其制中以中二千石为卿。即以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羲和、作土、秩宗、典乐、共工、予虞为九卿，分属于三公。东汉和新一样，中央政府中设有九卿的官职。《续汉书》将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定为九卿。九卿固定为九官后，和九卿相近的其他重要官员被排斥在九卿之外。东汉末到三国，有人就试图为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辩护。刘熙《释名》否认汉有九卿之说，认为所置是十二卿；韦昭《辩释名》则认为九卿是指正卿，九卿之外尚有所谓外卿。魏晋以后九卿多同东汉之制，仅廷尉有时改称大理；北魏改少府为太府。故隋唐九卿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己无行政之权。南宋、金、元，九卿多有省并。明、清遂改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使为九卿，以前的九卿之官或有保留，但己成虚衔或加官、赠官。（扯淡网编辑）延伸阅读：秦朝的中央行政机关实行三公九卿制。皇帝之下设三公，三公为：（1）丞相，承受皇帝之命，辅助皇帝掌管天下的行政的官；（2）太尉，掌管军事的最高官吏；（3）御史大夫，主要管理记事，其地位相当于副丞相，主要职责是管理图籍、奏章，监察文武百官。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掌管图书秘籍，同时监察文武官吏；侍御史，掌管文书；监御史，中央派到地方各郡负责监督郡守的御史。三公之下设九卿，作为中央行政机关分掌具体行政事务，如祭祀、礼仪、军事、行政、司法、文化教育等。包括：（1）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地位很高，属九卿之首；（2）郎中令，掌管宫殿警卫；（3）卫尉，掌管宫门警卫；（4）太仆，掌管宫廷御马和国家马政；（5）廷尉，掌管司法审判；（6）典客，掌管外交和民族事务；（7）宗正，掌管皇族、宗室事务；（8）治粟内史，掌管租税钱谷和财政收支；（9）少府，掌管专供皇室需用的山海池泽之税。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分为九个等级，作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中正：有名望的推荐官，人才的等级由他们评定。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随之科举制形成。 以魏晋之制为例，其主要内容为：先在各郡设置中正，稍后又在各州设置大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称为“访问”。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道德、才能。家世又称“簿阀”、“簿世”，指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如曹魏时中正王嘉“状”吉茂为“德优能少”。西晋时，中正王济“状”孙楚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中正评议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由于中正品第皆用黄纸写定并藏于司徒府，称“黄籍”，故降品或复品都须去司徒府改正黄纸。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三省六部制度 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吏部、礼部、兵部、度支（后改为民部）、都官（后改为刑部）和工部； 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中书省长官为内史令，副长官为内史侍郎，主要职官有中书舍人。中书省主要负责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敕，起草之责主要由中书舍人负担。门下省长官为纳言，副长官为黄门侍郎，主要职官有给事中。门下省主要负责纠核朝臣奏章，复审中书诏敕，如认为不当，可以封还和加以驳正，称“封驳”。驳正之权主要由给事中掌握。中书、门下二省都设在宫内，所以又有谏诤之责，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分属二省(左属门下、右属中书)，以匡正皇帝的过失。尚书省尚书省设在宫外，长官为尚书令，实际不任命，由副长官左、右仆射代行职权。仆射之下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负责都省职事，总领六部。各部长官称尚书，副为侍郎；各司之长为郎中，副为员外郎，分别负责贯彻各种政令。他们对中央担任具体事务的九寺三监(或五监，见卿监)及地方上的府、州、县官有领导、监督之权。“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是三省分工原则，从而彼此制约，以掌管国家大政。唐承隋制，至唐，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合议军国大事于政事堂(初设于门下省，李治死后，移至中书省，李隆基时改名中书门下)；但又择他官参加议政，号为参知机务、参议得失等，也是宰相。此时，决定政事之权已不全由三省长官，其后又有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名的他官参政。唐中叶以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真正的宰相。三省长官却先后被排斥出宰相行列，成为荣誉职，决定政策之权则被剥夺。玄宗以后，中书舍人起草诏敕之权又为翰林学士所分割；尚书省各部司的职权，在安史之乱后也大部分为各种使职所瓜分。故唐中叶后，三省六部制名存实亡。宋承唐制，设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三省)、工部、刑部、兵部、礼部、户部、吏部(六部)。但北宋前期除刑部尚保留审覆天下大辟案的职权外，三省六部的主要职权都已转移至其他机构，其长官也都只作为寄禄官衔，另派升朝官分别主判，以处理残留细务，三省六部制仍是名存实亡。元丰改制，以三省取代中书门下为最高行政机构，与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权。除正、副宰相外，门下、中书省分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掌原谏院所领谏诤弹劾职务，起居郎、起居舍人掌原起居院所领修起居注职务，又分设门下后省、中书后省，为门下省及中书省下属机构，分别以给事中及中书舍人主管，以给事中掌原封驳司的封驳职务，并以封还词头的方式行使封驳权。尚书省下领六部，由各部尚书、侍郎主管，以原审官东、西院，流内铨，三班院所领职务归吏部，以原三司与司农寺所领主要财政职务归户部，以原太常礼院所掌礼仪职务复归礼部，以原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覆刑狱及三司有关审核会计帐册等职务并归刑部，以原三司有关修造、坑冶等职务归工部，某些次要军务归兵部，并废除枢密院之外的旧有机构，恢复六部下属二十四司。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反变法派执政，改为三省共同议事，奏请取旨，分省治事行下，实际上使三省合一，后习惯上常统称三省。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又实行三省合一，二十四司也时或省并，如建炎三年以礼部兼主客，祠部兼膳部，兵部兼职方，驾部兼库部，比部兼司门，工部兼虞部，屯田兼水部等，还省并若干寺监入六部。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又进一步省并六部下属诸司，如以司封兼司勋，礼部兼祠部，兵部兼驾部，都官兼比部，工部兼屯田等。辽代南面官系统中，设三省六部(其中“中书省”初名“政事省”)，设官同于宋制。金、元、明只设一省六部，一省，金为尚书省；元、明为中书省。明洪武十三年(1380)罢中书省，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自此，六部取代了三省六部之制。军机处 军机处，清代官署名。亦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雍正七年（1729），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泻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十年（1732），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初名“军机房”，不久改称“办理军机处”，乾隆以后省去“办理”二字，遂简称为“军机处”了。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一旦出现之后，便被皇帝抓往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之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初设时为三人，以后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十一人。军机章京初无定额，至嘉庆初年，始定为满、汉章京各十六人，共三十二人，满、汉章京又各分两班值班，每班八人。军机章京之任命，或称为“军机司员上行走”，或称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臣也无不随从在侧。但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像正式国家机关的样子。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屋一间半、后来才有屋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